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杨曾文
中国佛教协会刚刚隆重纪念成立五十周年，对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作了回顾，对取得的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并且结合时代要求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五个年头之际，香港佛教三德弘法中心邀请佛教界高僧大德和教内外学者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以“佛教与当代社会”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是十分有意义的。新世纪赋予中国佛教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佛教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以与社会相适应？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应当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并在今后实践中及时总结新鲜经验加以进一步充实的问题。
在这里，请允许我仅就新世纪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得到诸位的指正。
一、中国佛教的文化传统
中国佛教源自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印度佛教。公元前后，佛教通过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内地，经过长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融通汇合，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中，中国佛教形成自己深厚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今天从事佛教文化建设，就不能不回顾中国佛教的文化传统，并且以此作为借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成份。
那么，中国佛教具有哪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现仅举其荦荦大端者如下。
第一，重视翻译引进和刊印包括经律论在内的佛教经典，以此作为弘扬正法的根据。从东汉翻译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开始，直到宋代，中国佛经翻译事业一直没有中断，先是由民间组织进行，后由国家出面设置译场翻译佛经。从东晋道安开始编纂经录，以后历代皆编有经录，唐代著名的有《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贞元释教录》，皆有〈入藏录〉，翻译大小乘经典达5千余卷以上。佛经从手写到唐后期开始雕板刻印，从宋代刻印《开宝藏》至清代刻印《龙藏》，先后有多种大藏经问世。这种做法一延续到现在。
第二，重视讲经说法，深入研究佛法，注释经典，并且撰述阐释大小乘佛典的著作。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为使人们理解佛经中的道理，一些高僧借助人们熟悉的儒道二教的概念和思想，讲解佛法，史称“格义”佛教。南北朝兴起研究佛法的高潮，形成多种佛教学派，出现大量论释佛教经论的著作。随着佛教民族化的深入，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每个宗派都有自己依据的基本经典，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论述本宗教理的专门著作。
第三，历代学僧不仅精通佛法，而且广读儒道经书，博学多识。他们注重文史，重视撰写记述佛教传播过程的史书。在问世的佛教文史著作中，既有传记体的僧传《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又有编年体的《佛祖统纪》（其中的〈法运通塞志〉）、《佛祖历代通载》等；还有禅宗的记言体的灯史《景德传灯录》等。此外，有大量文字著作，注疏、论文、碑铭、诗偈、词赋、语录、变文、地志、书信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第四，重视教规教制建设。东晋道安最早结合汉地寺院特点建立寺规“僧尼规范”，以补戒律之不足。唐代道宣以大乘的观点诠释《四分律》，撰写《行事钞》、《戒本疏》和《羯摩疏》，奠定适合于中国佛教僧团的律学体系。唐代百丈怀海创立适合禅宗寺院的《禅门规式》，此后相继有宋代《禅苑清规》等清规流行丛林之间，直到元代《钦定百丈清规》问世，敕命天下寺院遵照实行。此后一些大的寺院也因时制宜制定清规，从而使中国佛教具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教制教规，保障佛教健康有序地发展。
此外，中国佛教重视培育人才，禅宗的因材施教和启发式开示的方法，学僧与儒者士大夫保持密切交往，运用文学和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手段扩大社会影响的做法……，都是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是它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发展。我们现在进行佛教文化建设，应当以史为鉴，继承中国佛教文化传统中一切富有因应性和生命力的部分，并且加以发扬光大。
二、新中国佛教五十年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中国佛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信奉三大语系佛教的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徒团结和统一局面的实现。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所说，在佛教协会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佛教走过了“在曲折中发展”、“遭受严重损失”、“恢复振兴”和“平稳发展”四个历史阶段，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教务、自身建设、教育、文化、对外交往等各方面做出辉煌成绩，为新世纪佛教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佛教五十年的历史实践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以供今后借鉴，也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佛教文化事业涵盖佛教教育、经教修学、寺院建设、学术研究与著述、经典诠释、图书整理、出版书刊、文物发掘与整理、对外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佛教能否适应当代社会，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整体文化发展的程度。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然落后衰弱；同样，没有文化品位的佛教也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当代佛教之所以能够经过曲折的道路迅速走向振兴，呈现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在赵朴初先生等佛教界强有力领袖的领导下善于随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发展教育和各项文化事业，培养新一代的僧才，不断从整体上提高佛教四众的素质。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二）在所有佛教文化事业中培养佛教人才是第一重要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的第三年创办了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文革”后在各地又相继成立高中初三级佛教院校，先后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佛教人才，他们成为当代维持中国佛教持续发展的骨干力量。1986年、1992年两次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调整教育规划，制定相应措施，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开拓了新的局面。
（三）保护和整理佛教文物，发掘和拓印房山石经，组织编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出版中文版《中国佛教》，恢复金陵刻经处，补刻《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出版各种文集，举办佛教美术艺术展览，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收集与保存佛教文物，重印《清藏》，“文革”前创办《现代佛学》，“文革”后创办《法音》、《佛教文化》、《佛学研究》等，在国内外为中国佛教赢得重视文化，尊重学术，致力人文科学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声誉。
（四）设立中国佛教界最高的佛学研究机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联系和组织教内外学者开展佛学研究，发展国内外佛教学术的交流。多次与国内学术界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推动全国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近年与港澳台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佛教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加深同胞之间的情谊。先后九次与日本学者召开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促进两国学术提高，增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
今后中国佛教界的文化建设，不仅离不开这些方面，而且必须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开拓进取，继承以往的成绩并发扬光大。
三、新世纪佛教文化建设的任务
人类的历史犹如奔腾东流的大河，源流相继，永不停息。新世纪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既要继承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又要以新中国佛教五十年的成果为起点，沿着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做出新的成绩。现参考赵朴初前会长199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所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等重要文件，结合新世纪的形势要求，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思索，对新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建设的任务提出如下设想，提出来与诸位共同商讨。
（一） 整理出版前代三藏的同时，组织编纂出版分类佛教丛书
由经律论三藏和印度、中国佛教著述组编而成的大藏经，是佛教沿着“正法”方向存在和开拓前进的根本依据。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翻译佛经，甄别和编纂经录，雕印大藏经，乃至将佛经刻于石上埋藏地下，都是为了使佛教能够永久地流传后世，利益历代众生。中国佛教协会继承这一传统，从50年代开始，在整理和出版佛教文献，发掘和出版房山石经，重印《龙藏》等前代大藏经等方面成绩卓著。同时，政府组织以任继愈教授为首的中华大藏经局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参照其它诸本藏经编印完成《中华大藏经》，并正在准备编印相当“续藏”部分的佛教经典。近年各地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不少由教内外学者整理校点的佛教典籍，显著地缓解了佛教图书供应不足的形势。
那么，新世纪在整理和出版佛教图书方面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在以下项目方面制定规划和投入资金，作出成绩。
1．组织教内外学者以《中华大藏经》为底本，参考其它藏经，对全部入藏佛教文献进行标点和分段，用简体字重新出版，从而使大藏经具有现代特色，让更多的学者、信众能够比较容易地阅读、利用大藏经。这无论对于弘扬正法，还是开展佛教研究、内外佛教学术交流，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2．编印简体字的有分段和标点的分类中国佛教丛书：《中国历代僧传丛书》、《中国历代编年体佛教史书丛书》、《中国佛教碑铭丛书》、《中国历代经录丛书》、《中国历代佛教清规丛书》、《中国历朝佛教法规集成》、《中国天台宗丛书》、《中国三论宗丛书》、《中国法相宗丛书》、《中国律宗丛书》、《中国华严宗丛书》、《中国净土宗丛书》、《中国密宗丛书》、《中国禅宗丛书》、《中国近现代高僧传记丛书》、《中国近现代著名居士传记丛书》及《藏传佛教高僧传记汉译丛书》等。
3．挖掘和整理敦煌佛教文献，并且从日本、韩国引进某些文献，填补或修复中国久已佚失或残缺的佛教图书。
4．中国近年各地撰修县市志，意义重大。寺院或有寺志，或没有寺志，建议已有旧志的重修寺志；没有的创修寺志。在此基础上，如果由地方佛教协会牵头，可以修撰地方佛教志，并应支持教内外学者撰写地方佛教史。
5．组织或资助教内外学者对中国佛教的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研究，翻译国外优秀佛教著作，出版学术刊物和专著、译著。
（二） 全面规划，群策群力，发展佛教教育，培养新世纪佛教僧才
中国佛教协会鉴于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2年1月于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为适应中国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培养大量合格佛教人才的必要性，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并就办好佛教院校等方面提出带有方针性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完善学科建设，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佛教教育体系，着手编写统一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改进思想道德工作等。这次会议对推动各地发展佛教教育事业，改进佛教院校的教书育人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佛教协会六届代表大会上所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重申继续落实这个会议的精神，再次强调：“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今年在佛教协会五十周年庆典中圣辉常务副会长所作《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提出今后应当抓好五大任务，第二大任务就是“培养合格佛教人才，努力提高四众素质”，说今后要采取强有力措施，调动教内外积极因素，运用一切资源，“培养出一大批讲经弘法的人才、学术研究人才、寺院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人才、佛教教育人才”，号召全国佛教界今后把工作重点和重心，转移到发展佛教教育，提高四众素质方面来，调整布局，完善规划，加大投入，争取在10年至15年内使佛教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这都是令人感到振奋的。笔者在2001年9月参加于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举行的“21世纪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上发表《新世纪的佛教教育》 ，建议借鉴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和确立面向新世纪的佛教教育规划，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各种知识技能和活动能力的人才，能够在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实践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卓越贡献；提高佛教院校教师的文化的道德的整体素质，更好地教书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佛教人才；在各级佛教院校实施德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广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以推进僧众道德、风尚的提高，加强佛教自身的建设；通过考查筛选，建立具有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一流佛教院校；增进国际佛教学术交流，培养能够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佛学研究接轨的高层次的学僧；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办好佛教院校。
笔者在论文中还对改进佛教教育提出建议，提到：增设原始佛教基本教义和经典的课程；引导学僧自主地独立地学习佛法和各种专业知识；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的工作；创造条件，建立佛教大学。
现在全国有高中低佛教院校达40多所。从现在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调动的教育经费、图书、物资、教师等资源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省市的佛教协会、寺院能够集中力量办好10几所乃至几所重点的高等的佛教院校，可以节省不少人力、物资，把学校办得更好。据说现在极难做到这点，但事在人为，难道今后真的就做不成吗？
（三）联合教内外学者，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
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实践离不开佛教研究，不仅离不开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研究，而且应当从佛教的研究中寻求借鉴、指导理论，为发展教育，培养高级佛学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笔者1999年4月曾写了《世纪之交话佛教研究》，2000年1月稍作修改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举办的“佛教与宗教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下面仅就五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1．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来自印度，然而迄今留待我们研究的方面和问题仍有很多。我们应当继承国内外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原始佛教经典、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佛教传播历史等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组织学者通力合作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此外，对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在内的南传佛教也应当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2．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对隋唐以前佛教的研究比较深入，成绩也多，但对两宋、元、明、清、近现代佛教的研究较少。中国现代佛教无论从信奉的教法、僧团寺院组织形式和传戒制度、佛事仪轨，还是从寺院建筑来看，基本上是明清佛教的直接延续，因而对明清佛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对于近现代佛教的研究虽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问世，但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新的世纪除应继续组织学者编写中国佛教通史外，对佛教断代史、各类专题、人物、教派等，及涉及各种学科的综合研究，例如对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中国哲学思想、佛教与中国文化艺术等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
3．在中国佛教中包括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相对而言，以往对传播历史悠久并且影响最大的汉语系佛教的研究投入力量较大，所取得的成果也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其他两系佛教的研究较少。今后应当吸收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学者的意见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加强对这两系佛教的历史、教义开展研究，并整理它们的基本典籍。
4．在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中，为维护佛教内部和谐和妥善处理与社会外界的关系，自然要产生若干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组织，教内与教外等等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于是便产生种种戒条，以及诸如十善、六度、四摄、六和敬等等。然而，这些戒条、行为规范虽包含道德规范的意义，但是不完全等同于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而且在佛教的发展中，大小乘佛教的不同学派、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宗派对这些戒条、规则所赋予的含义、在理论上所作的发挥又不完全相同。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不仅应继续对佛教戒律学作深入研究 ，还应当开展对佛教伦理学的专门研究。在这方面，海峡彼岸昭慧法师所著《佛教伦理学》已经出版，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5．加强对人间佛教的研究，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赵朴初前会长在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五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又对人间佛教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在佛教协会章程中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1986年他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和后来发表的其他的一些讲话中一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修定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已对佛教协会的职能作了重大改变，佛教协会从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改为“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对全国佛教组织和寺院具有统一领导、协调的职责。2002年9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新任会长一诚法师在《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要求佛教界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将教育、培养人才、修学三学、奉献造福于社会置于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内容。在新修改的佛协章程中也清楚地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写入〈总则〉。圣辉常务副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提出佛协在新世纪新价段基本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认为人间佛教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致，号召今后加强对人间佛教的研究、宣传和实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作出贡献。
可见，提倡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让佛教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将佛教信仰、佛教自身建设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对于人间佛教这样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前会长已经提出的人间佛教理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以便丰富它的内涵，扩大它在现实中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对以下重要问题可以组织教内外的学者进行共同研究探讨，统一认识：
（１）古代中国佛教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具有些什么民族特色？在当前新的国内外的环境中应当继承发扬哪些方面，改进乃至舍弃哪些成份？
（２）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佛教在进入近现代以后在组织、教义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怎样的变革？中国佛教在今后的自身建设中结合本国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
（３）“人间佛教”的佛典依据，以及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佛教界的学僧太虚、圆瑛、印顺等人在人间佛教理论方面做出什么贡献？
（４）以往中国佛教协会和以赵朴初前会长为代表的领导人关于人间佛教有哪些论述、文章和报告，基本出发点和含义、精神是什么？
（５）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适应的历史进程中，应当付予人间佛教以怎样的内涵？这一理论能否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徒的正当权益，加强佛教自身的建设，团结佛教徒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６）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伦理道德有什么关系，如何将佛教的基本戒律与社会公德、行为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消除公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７）当代中国的人间佛教的基本教义应当主要包含哪些内容？是否等同于所谓“通佛教”？它对于大小乘、各个宗派的超越和融摄的关系如何？
（８）人间佛教与四化建设。
（９）人间佛教的组织管理、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
相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人间佛教有比较明晰而深刻的认识，增强实践人间佛教的主动性。
（四）办好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各地的佛学研究所
为保障持续开展佛教研究，联络教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必须进一步办好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其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是由赵朴初前会长提议于1987年在原有的佛协研究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在联络教内外学者举办佛教学术会议，编印佛教图书，出版《佛学研究》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今年制定并上报佛协领导批准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章程》明确规定：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是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机构，是中国佛教协会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的窗口。
基本宗旨是：
遵守《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实行开门办所的方针，联合佛教界、学术界的广大学者从事佛教文化研究，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推进佛教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佛教实践和发展人间佛教理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极作出贡献。
《章程》规定今后要参照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研究计划，设置课题，联合教内外学者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研究，开展各种形式的佛教学术和文化艺术活动；将与全国高等院校和宗教研究机构、各地佛教寺院和佛学院校、佛学研究机构加强联系，通过主办或联合举办佛教文化学术会议，扩大教内外佛教学术交流，促进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共同提高；时机成熟时还计划独自或与佛教院校、寺院联合举办佛教专题培训班、进修班；接受佛教院校的委托设立攻读相当于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班；并继续开展对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国外的佛教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佛协新领导班子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正在制定计划，组织人才，为开展佛教研究、内外学术交流进行紧张有序地工作，相信在教内外学者的支持下，并且随着高级佛学人才的增加和充裕的研究资金的到位，可以期待按照《章程》的规划为中国佛教文化建设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绩。
在地方上创建的佛学研究所中，有北京市佛教协会创办的佛学研究所，有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的佛学研究所。西园寺佛学研究所在培养佛学研究生、收藏佛教图书和开展佛教讲座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随着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事业的扩展，可以预料地方上兴建的佛学研究所会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各地创办佛学研究所未必要做到大而全，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特有的优势，办出地方特色，设置某些专题开展研究，致力培养人才，是大有可为的。
（五）各地寺院加大文化建设的投入，提高寺院的文化品位
自古以来，佛教寺院不仅是各地的佛教信仰、教务活动的中心，也是地方的文化活动中心。笔者认为，各地名胜寺院应当大力加大文化投入，对自古至今有关寺院的历史文化传统、著名僧俗人物、传说和遗迹等进行发掘，开展研究，做出符合历史真貌的解释，并且结合时代特点和寺院环境对寺院进行修复和适当地扩建，可以大大提高寺院的文化品位。在平时除开展面向信众的读经说法的宗教活动之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一些为信众喜见乐闻的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与此同时，寺院应当加强内部信仰、道风的建设。可以相信，如果一个寺院在持戒、遵守清规、修学、寺院管理、秩序等方面表现良好，又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可以迅速得到周围民众和前来参访的信众、游人的称赞，从而声名远扬；如果表现不好，便会受到批评，得到不好的名声。
在举国公民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如果佛教的寺院、僧团努力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道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信对社会的道德建设，对净化社会、净化人心都将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之初，便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奋勇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的未来。中国佛教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进入一个新的更加成熟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内，相信随着佛教自身建设的发展，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也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关于新世纪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内容十分丰富，限于自己的学识和见闻，以上仅就几个方面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欢迎诸位指正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