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and Related Problems
作者：G. M. Bongard-Levin &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新疆出土梵文佛典及其相关问题
[苏] 榜迦德—列文 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 著
王新青 杨富学 译
译者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出土了为数丰富的梵文佛典。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大多都流落海外，以柏林、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收藏最为集中。这些古代文献，时代早，内容丰富，自其出土伊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一个多世纪来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为中国、印度及新疆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尤其是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系前苏联学者榜迦德—列文(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和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对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含有极为丰富的学术信息。原文较长，载于《中亚出土印度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第2卷(莫斯科，1990年)，这里仅节译其中的前半部。由于该书出版于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之前夜，为尊重原文起见，翻译时均沿用旧称。其中内容及注释均有所删节，结构与标题也略有调整，特此说明。译时曾征得作者同意，谨志此鸣谢。
一 新疆梵文写本的出土与研究
我们合著的二卷本《中亚出土印度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即将面世，标志着我们的研究也将由此而发生新的转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疆、敦煌发现的很多写本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惟有一部分在俄、东德、英、法、美、西德、印度、日本及中国等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刊布。与此同时，前贤们还研究了3至9世纪间用梵语、于阗语、吐火罗语写成的佛教文献，使中亚语文研究在相互比较、总结概括暨理论探讨等方面跨上了新台阶。这些科学研究成果相互促进、交相辉映，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里程碑。
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大多收藏于柏林东德科学院考古与历史中央研究所(Zentralinstituts für Alte Geschichte und Archäologie der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即学界习称的“吐鲁番收藏品(Turfanfunden)”，尽管其中有许多文献其实并非出自吐鲁番本地，而是发现于新疆各地。对这些藏品的登记注册工作业已结束，由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主持编纂的五卷本目录——《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写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威斯巴登—斯图加特，1965～1985年）也已出版问世。就在该五卷本目录之最后一卷即将付梓之际，瓦尔德施密德特不幸与世长辞，该目录遂成为这位学者不朽的纪念碑。五卷本目录囊括了各种不同的写本千余件，其中既有各种残篇断简，也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各类写本。
对吐鲁番梵文文献用语的研究，主要是由东德哥廷根科学院的贝歇特（H. Bechert）进行的，从1972年至1987年的15年间，他先后出版了五大卷梵文词汇研究著作——《吐鲁番藏品佛教文献中的梵文词汇(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在贝歇特主持下，哥廷根科学院相继召开了3次学术研讨会，主题分别为“佛教与佛教国度中的多种宗教”（1974年）、“佛教之早期传统”（1976年）、“从文献角度看佛教部派划分的统一标准”（1982年）。这些会议分别就中亚语言学及佛教研究等重要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
多年来，苏联科学院中亚研究基金项目对这些文献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借鉴国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与总结。该项目之主旨在于，通过对同东德及苏联所藏全部资料的初步分类，进而对其内容进行甄别、鉴定。对柏林“吐鲁番收藏品”进行研究，是桑德尔(L. Sander)女士多年从事的工作。她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指出5卷本目录并未囊括德国探险家从新疆所获梵文文献的全部。
德国探险家先后于1902～1903年、1904～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度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探察，在吐鲁番山前坡地、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吐峪沟及库车、焉耆、克孜尔石窟、图木舒克等地获得了大量的梵文文献。
最早对这批文献进行分类的是德国著名印度学家吕德斯夫妇(H. Lüders和E. Lüders)。他们通过对近万件写本的全面观察，成功地解读了一系列内容，继而着手编纂写本目录，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吕德斯目录(Verzeichnis Lüders)”。该目录以写本内容为依据，总题之下再分细目，其中，1～199为波罗提木叉经，200～299是律部文献，300～399是羯磨法，400～849是经部文献。遗憾的是，吕德斯的目录编纂工作尚未完成，二战就爆发了，许多写本被转往各地收藏，编目工作不得不中辍。
此后，瓦尔德施密德特师徒继承了吕德斯的遗业，重新开始了编目工作。但是，他们不赞成以内容来编目的原则，而主张按文献的发现地与文字种类为原则编写目录，其主要特点是，在考虑发现地点与历史背景的前提下，依据文字类型来确定写本的时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根据目录寻找相关内容的文献资料，但使用起来却有诸多不便。关于这一点，桑德尔女士也已指出。 就现刊文献的形式言，在瓦尔德施密德特之目录中已指出了写本所具有的文献特点，同时还收录了一些内容相同的写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仔细地加以推敲。五卷本目录从编纂至出版，历时达20年。究其原因，是编纂者为准确计，不仅重新解读不同内容的写本，而且还增补了一些新的史料（如吐蕃和汉文之佛经译本）。
在第一卷中作者收录了巴利文佛典，在以下诸卷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译律典，这有助于同类梵文典籍的解读与甄别，也有助于深入探究那些今天仅有藏、汉文译本存世的文献片段。无庸赘言，进行这样的研究，工程之浩繁可想而知。通过写本内容的比较与复杂的还原，才有可能进一步切近编纂者所寄予的期望。今日展现出来的这部著作无论对理论的总结，还是对目前的研究或对同类文献的整理及与其它文献的比较，乃至对那些分散到各国的残叶片段的重新弥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中亚历史文化及佛学的研究，则以此为基础与出发点，继而可以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索。
五卷本目录共收录了1200件“吐鲁番藏品”中的梵文文献，并附录了1200号以后的50余件残片，皆附之以照片。各种编号的写本、残片，既有文集（以经、譬喻为主），也有佛经与佛教故事和譬喻等，依佛教派别流行的区域而分布于新疆各大寺院，其中的部分写本、残片，由德国学者在欧洲、亚洲文献既有目录的帮助下，以转写、翻译或论述等方式相继公诸于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目录除研究写本之内容外，还特地强调了写本名称的统一性问题，而对那些数目巨大的不同断片，则仅在目录中略予提及。考虑到文献的众多，桑德尔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照片刊布所有的吐鲁番写卷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部分断片属同一类文献，可以想办法对接起来，而另有一些断片则完全无法对接，况且还有一部分被存放在西德。故而桑德尔指称目录所收并非“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全部。
除了德藏之外，出自新疆的梵文写本还可见于英、法、俄等国的收藏机构中，但详情却少为人知，因为有关这类写本之目录与研究，虽然有人提到过，但一直未见刊布。
英人斯坦因(A. Stein)曾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三度赴新疆访古。他是惟一成功地考察了新疆诸地的外国探险家。斯氏不仅收集到那些沉睡于废墟之中的写本，而且对地下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许多难得的稀世珍品。与此同时，他还从民间收买到不少写本。这些文献，最初庋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后悉数转入大英图书馆。关于这些文献的发现过程，斯氏在不同的考古报告中都分别予以披露。 其中收录了以纸、木、兽皮为载体的写本五百余件和其它文献八百余件。
对斯氏所获梵文古文献的研究，最早是由著名学者赫恩雷(A. F. R. Hoernle)进行的。 除了斯氏所获外，赫恩雷还研究了他自己及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 McCartney)、韦伯(A. Weber)、鲍威尔(H. Bower)等于当地居民手中购得的许多写本。 这些文献先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现已统归大英图书馆所有。赫恩雷刊布文献不多，却非常重要，引起了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的极大兴趣。他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公报（ЗВОРАО）》上著文对赫恩雷的研究进行了评论，并且断定赫恩雷研究的写本中有以下二件与我们所收藏的写本是可以拼合的。其一，《舍头谏譬喻（Śārdūlakarnāvadāna）》，其写本一部分藏圣彼得堡，另一部分可见于韦伯收藏品；其二，与摩尼跋陀罗(Manibhadra)论佛教相关的内容，圣彼得堡本已由奥登堡刊布，其余部分可见于赫恩雷、韦伯及马继业收集品中。除奥登堡刊布者外，我们又找到了新的本子。由赫恩雷发表的以婆罗迷文书写于桦树皮上的鲍威尔写本，是英国中尉鲍威尔于库车发现的，内有中亚地区颇为流行的《五部护法经》，该经曾被译为藏文、汉文、满文和蒙古文。同时发现的还有与肠道疾病与疗法有关的医学文献。
法国的两位探险家——德兰(J. L. Dutreuil de Rhins)与伯希和(P. Pelliot)——也分别于1890～1895年、1906年从新疆和敦煌收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写本（藏文和汉文）。我们在此不谈伯希和于1907～1908年的第二次中亚之行，因为这次他的足迹局限于敦煌。
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考古之时，正值德国探险队在新疆进行第三次探险之际。这两位法国探险家获自克孜尔石窟的写本，在有些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他们发现的梵语、于阗语和吐火罗语文献现均被保存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但目录迄今尚未公诸于众。部分梵语与吐火罗语文献由列维(Sylvain Lévi)与菲利奥杂特(J. Filliozat)刊布。 1957～1967年间，伯雷(B. Pauly)研究了梵文写本，并于《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相继发表了系列性论著（文献注音、翻译、真迹复制、研究）。
在俄罗斯收藏的新疆出土梵文写本中，由彼得罗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于和田、喀什获取的写卷早已得到刊布，另有一些写卷则为科罗特科夫(Н. Н. Кротков)和拉夫洛夫(М. Н. Лавров)所获。 奥登堡第一次赴新疆探险时，先考察了焉耆、吐鲁番，继而经由焉耆，又考察了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温宿、柯坪、玛拉巴什和喀什等地。此次探险，奥登堡获梵文写本10件，均出自和田和喀什。彼列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эовский)于1905～1907年在库车获取的写本主要出自佛教石窟中，如温巴什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等皆是。科罗特科夫写本则主要出自吐鲁番、库车一带。故而可以推定，来自和田与喀什的梵文写本，从规模与数量言，仅次于吐鲁番。我国收藏的梵文写本共计330件，由不同部门典藏。其中，和田与喀什所出，在数量上也是次于吐鲁番。我们在登录时，常常将各类写本与断片记入不同的号码中，以便今后从不同的藏品中找到所需的东西，进而对其进行拼合。核实其数，约近400件（这一数字不包括和田与库车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
通过对“吐鲁番收藏品”的比较研究，可从古文献学、语言学与文献目录学三个方面来归纳文献的显著特点。
桑德尔指出，塔里木盆地南部和北部出土的梵文写本是有差别的，当系地理因素所致。一部分写本抄于丝绸之路北道诸地，另一部分则出自丝绸之路南道。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印度、伊朗、中亚及地中海地区的纽带，起自中国汉代的都城长安，途次敦煌，后分二道通往西方。北道经由吐鲁番、库车可达喀什，亦即绕道塔里木盆地北缘；南道沿罗布泊南岸，途经楼兰、尼雅、和田，到达喀什。在早期，因常受一些游牧民族的袭击而使两道都存在着很大危险。在中世纪，南道的主要威胁来自吐蕃人的偷袭，他们的目的在于向北扩张势力。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人侵占了罗布泊南岸之米兰地方，进而牢固地控制了和田一带，经常对当地居民进行巧取豪夺。再看丝绸之路北道，当时驻守于此地的唐朝戍卒尽管未受吐蕃控制，但他们经由敦煌而通往内地的路线却被吐蕃人扼断。后来，吐蕃势力虽被逐出新疆、河西走廊，但气候的变化却使罗布泊南岸发生了巨大变化。向该湖供水的一些支流日渐干涸，致使米兰古戍堡最终为沙漠所吞噬。丝绸之路的一条分道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分析研究文化方面的问题时，地理与经济等因素亦不应忽略，因为它们尽管在某一文化领域内所产生的影响是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导致其文化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在文化的传统上，新疆南北两地各以不同的方式接受、适应来自外部——印度及中原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二 新疆梵本古书体学研究
丝路北道的写本与喀什地区的写本在书体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通行中亚婆罗迷文之斜体，后者则以中亚婆罗迷文之直体为主。其斜体字之字头向左稍斜，而直体之字头却有点偏低；前者仅用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与库车一带，而且，无论是梵文写本甚或吐火罗文写本都用这种字体写成，以其风格，又分为A、B二种类型。新疆当时主要与翻越喜马拉雅山并在西北诸地传播的印度文化相接触。一世纪左右，佛教与印度文字开始在新疆传播。
从远古时代起，新疆即已有人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部族——吐火罗人（在汉文史书上曾有与其相关的记载，其时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东迁而居于和田。换言之，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印度文字尚未涉足新疆之前，东伊朗塞种就已在此定居了。极有可能，当时他们还没有什么文字呢。印度文字是从印度西北部出发，经由吉尔吉特、和田和喀什而流被新疆的。吐火罗人接受了这种文字，借以书写自己的语言。由于对吐火罗语语音组成的研究极为薄弱，故仅可知出现于婆罗迷文中的一些符号，最初在吐火罗语中是不存在的。这些符号说明位于ä前的一些辅音的某种新特点，在文字书写上常使用合体字母ts，这种合体字母在音位学上相当于一个单辅音，许多词语是用辅音合成的。在文字书写上表现出一些特性，复杂的合体字母在书写上反映出吐火罗语的一些语音特色，它们都是辅音的任意组合。正是由于吐火罗语音与印度书法不太适应这一现象的存在，才有可能导致婆罗迷文不同特点的产生，各种文字的合体字母相互排列在一起，占有些许位置，在结构体中并未被分离出去。这些符号、字母是圆形的。婆罗迷文斜体字与直体字的区别就在于结构的平稳性与圆润性，特别是合体字母的连贯性，给人以整体美的感觉。出自吐鲁番、库车的抄本，在梵文写本之书法上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而且梵文成为一种文献语言。可想而知，斜体婆罗迷文的产生与吐火罗语文献之流行区域有关，而与丝绸之路北道则无直接联系。在和田地区，为了用婆罗迷文记录于阗语而引入了两个相应的新符号，即加长音r和ä。于阗语字母也颇有特色，如以ys与z相对应等即是，用以区别普通的变音符号，而直体婆罗迷文则充分显示出塞语方面的所有特点。塞语在书写文献时所形成的某些新习惯也被用诸梵文文献的抄写上，因此，来自和田和喀什的梵文写本中也出现了加长音r，故此可见，吐火罗语与于阗语的自身特点使他们在使用婆罗迷文字母时有所变通，但这一重要的现象在德国藏品目录中却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对出土写本书法的研究使中亚学领域诞生了一门新学科——古书体学。这一学科在吕德斯(H. Lüders)、托玛斯(F. W. Thomas)、赫恩雷(A. F. R. Hoernle)、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和桑德尔(L. Sander)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发展。吕德斯、赫恩雷的所有刊本都附有对古文字的诠释，并试图从中找到判定写本时代的标准。瓦尔德施密德特、克拉维特尔(W. Clawiter)和桑德尔通过对藏梵文写本的系统考察，将书体之风格划分成7种类型。 这一划分为以后的古书体学研究具有典范意义。
桑德尔长期致力于吐鲁番写本古书体学的研究，通过书法，可为写本之鉴定提供有力的依据。诚然，这些研究详细论述了各种斜体婆罗迷文的书写风格。大部分写本是用直体婆罗迷文（为叙述之便，我们采用的仍为旧术语，因为这种称法目前较为流行，而德国目录所提供的名称尚未普及）写成的。下文我们将以德国科学家的分类法为依据，逐一标举其书体类型，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在于将我们所研究的写本都纳入这一框架中进行讨论。
1. 贵霜体婆罗迷文字。“吐鲁番藏品”中有写本9件，内容为印度佛教戏剧剧本和阿毗达磨文献之残片，书写于棕榈叶和纸张之上。其中，有4件是用A型书体写成的，其余5件是用A-B过渡型文字写成的。我国所藏文献残片大多是用A型文字写于棕榈叶之上的。显然，这些文献并非出自新疆本土而是来自印度，只是后来才由印度被运往新疆。
2. 印度笈多体婆罗迷文字（3～5世纪）。“吐鲁番藏品”中属于这种书体的写本有6件，在我国仅有断片10件。
3. 突厥斯坦笈多体婆罗迷文字。“吐鲁番藏品”中有此类书体写本21件，我国藏品所见数目与之大致相同。
4. 早期突厥斯坦婆罗迷文字。“吐鲁番藏品”中有此类书体写本46件，我国藏品中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之数目要远大于此。
5. 北突厥斯坦婆罗迷文A型文字（6～7世纪）。“吐鲁番藏品”中的写本大多都用这种书体写成，而收藏于我国的此类文字之文献断片仅有50余件，系彼列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与科罗特科夫(Н. Н. Кротков)所收集。
6. 北突厥斯坦婆罗迷文B型文字或晚期北突厥斯坦婆罗迷文（8～9世纪）。“吐鲁番藏品”中属于此类书体的写本有100余件，而藏于我国的这类文献仅有20件残片。
7. 南突厥斯坦婆罗迷文字（7～8世纪）。“吐鲁番藏品”中的属于这一类的写本仅有2件，而我国所藏的的这类文献却相当多，系彼得罗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所获（包括于阗语写本近400件）。从编年史立场出发，南突厥斯坦婆罗迷文字可分成几个不同的亚型（7～9世纪），这些亚型的具体特点可见于托玛斯 与赫恩雷 的研究著作之中。
专门从事印度与新疆婆罗迷文字研究，并对有关文献进行断代的学术先驱是俄国的中亚语文学家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他曾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意欲通过对中亚出土文献古书体学的专门研究，将所有的婆罗迷文变体编出一部完整的系谱。不幸的是，他的计划最终未能变成现实，而只是在每一件写本的封面上都标明了婆罗迷文的类型及其所属时代的先后顺序。
对印度婆罗迷文写本时代的确定，古书体学研究永远都不会过时，对这一问题最杰出的研究者当首推布勒尔。 此外，潘得依 和达尼 对此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三 新疆梵本之语言学探讨
桑德尔曾指出，吐鲁番梵文文献几乎都用美观的古书体写成，其惟一不足是梵文之艺术性书法有时会偏离或破坏连写规则。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印度著名的梵文语法书——《文海(Kātantra)》、《童受文典(Kaumāralāta)》 和《帕尼尼语法(Pānini)》 ——在当地居民中都应是为人熟知的。桑德尔通过对吐鲁番梵本词汇的研究，论述了梵文文献之语音及形态变化诸方面的特色。虽与古典梵语近似，但在修辞与词汇方面却不无中古印度梵语的印痕。
我国的一些写本则体现出其它一些特征，只是偶尔才会遇到一些异常现象。艾德热尔托尼(Ф. Эджертоний)针对吐鲁番文献所提出的“混合梵语”这一概念目前尚未为人所接受。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证明，大约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印度所谓的西北俗语及带有俗语因素的梵语都被合乎教规的佛教文献所摄取。吉尔吉特、巴米扬、苏联中亚及新疆的地下出土遗珍都证明大约在5世纪时，大量的梵文佛教文献被译成新疆当地语言或汉语，有时附有梵文和藏语。新疆早期的佛经译本大多是从犍陀罗语转译过来的，有些写本则直接从吉尔吉特、印度西北部或大夏等地辗转流如新疆。有些文献接近于古典梵文，有的可明显看出俗语的影响。显然，这与下述两方面的问题息息相关：1．这些文献所属的佛教流派；2．新疆梵文佛教文献的来源地——迦湿弥罗，曾是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和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的发祥地。布顿（1290～1364）《佛教史》称：一切有部之佛教传统类似于人间通行的一切法与风俗习惯，来源于印度操梵语的不同阶层；根本说一切有部是一切有部的分支，创始人为罗睺罗跋陀罗(Rāhulabhadra)，所操语言同为梵语。
显然，尼泊尔佛教界也有一些有关语言学方面的论述。这些文献大约写成于1世纪末至2世纪初，曾广泛流行于印度北部、东北部及尼泊尔本土。正是出自这一地区的写本，保存着由各种戒律所组成的《大事记(Mahāvastu)》、《法句经(Dharmapada)》等文献，反映了佛教不同流派的存在。其中的有些词，如bar-ma ‘don-pa’i skad 等被唤作“过渡词”，即介于梵语与俗语之间的词汇。日本学者汤山明解释说，所谓“过渡词”，意思就是发音处于二者“中间”的词汇。 不久前，罗斯(G. Roth)与谢德琼(J. W. de Jong)同时撰文，指出了这一解释的不妥之处。他们成功地在大众部(Mahāsāmghika)和说出世部(Lokottaravāda)佛典中找到了藏、梵语术语Madhyadeśika、Madhyoddeśika、Madh’uddeśika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其意应为“过渡型语言所引用的词汇”。 显而易见，借助于这些术语，佛教学者试图籍由它们的特殊性以透视混合梵语，因为佛教梵语文献总是努力保持自己的古典特色，同时又尽量免受印度现行语言的影响。
通过对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В АН СССР）藏梵语文献语言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文献均为写本，在抄录这些文献时，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书手自己的母语特色。如此一来，拜拉姆•阿里（Bairam-ali）出土写本所用梵语或许有些偏离了一切有部的某些标准，显现出西北俗语——犍陀罗语影响的痕迹。其特点有三：
1．在语音方面通过音组和谐及爆破辅音的简化，出现以m代替n的趋势，同时表现为在m之前，出现n与t位于词中间的现象；
2．在表现形式方面，体现于间接补语的曲折变化上；
3．在动词方面，凸显为简化动词的曲折变化。
书手从犍陀罗或吉尔吉特语的实际情况出发抄写经典，使得西北俗语的某些语言特色在文献中有所出现，许多与吉尔吉特方音相类似的写本的出土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犍陀罗语《譬喻经》之语言正处于曲折变化日渐减少的阶段，与梵语相较，似亦完全缺乏形态变化，表现为主语与谓语限定与被限定之间缺乏格与数的一致关系。由此可见，书手之母语很可能曾受到藏语或汉语的影响。
在论及吐鲁番梵文写本语言方面之问题时，桑德尔反复强调要认真研究吐鲁番文献中的古典梵语。布腊夫(J. Brough)在研究印度西北部俗语时，以犍陀罗语《法句经》与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所刊时代与之接近的语言学资料及根本说一切有部大乘经典进行比较，论证了这些文献在语言学方面的一系列特点，从而证明这些佛教经典确曾受到西北部俗语的影响。“吐鲁番收藏品”中有关写本，有可能来自犍陀罗一带，也有可能，其书手本身就是印度西北部人。
无论从那个角度观察，都可看出，书手在抄写时，都有意地对原文献有所变更，力求运用自己所熟知的语言，在不改变经典原意的原则下，对他认为刻板而缺乏生机的原文进行加工。因此，在分析新疆出土梵文佛典之语言时，我们不能以此断言抄本偏离了古典梵语的规则，相反，这一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书手以不落窠臼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尊崇的经典，书手在抄写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以母语为基础对原典有所改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 Hungtington)于1914年发现的于阗语文献（编号为E）的题跋中得到侧面的佐证。该写本第23叶称：
为回向众生，我决定将此故事译成于阗文，这是一个佛教故事(于阗语作Gyastä balysä)，有三十三位天神自天而降，于是国王乌陀演那(Udrāyana)传令尊崇佛教，积累功德。那就请你垂听这个故事吧！
至于故事内容，因文献残破而不可得知。也许他是按于阗语方言来叙述的，因为如果用印度语言去讲法，对一个于阗人来说可想会困难重重，也会给人一种理解不透彻的感觉。该跋尾涉及到两种语言，一为himdu，即印度语，梵文通常就是用该词来表述的；其二为kaspära，即迦湿弥罗语，当地的居民就是用这种语言来交际的。
如何理解kaspära？于阗语在发音形式上有希腊语痕迹。在希腊史籍中，犍陀罗国统辖的迦湿弥罗地区被称作Kaspapyros (梵语作Kaśyapapura = Kaśmir)。这一记载意味着，佛教已经由迦湿弥罗直接进入和田地区，进而用犍陀罗语书写佛教文献。这一情况表明无论是犍陀罗人还是和田人，都能大致理解佛教文献，虽然这些文献所用的语言是用梵语写成的。这些和田出土佛教文献的抄写者，很可能就是和田本地人。因而把自己的语言、语音特色和修辞特点不自觉地渗透到自己抄写的经典之中。很多在和田写成的梵文文献，有加长音r和v，这完全不符合梵语的语法特征。在斯坦因于和田卡达里克发现的梵文《法华经》写本中，有些词语出现了以vb取代v的现象，庶几乎可以推定，由于受到藏语的影响，v音逐步销声匿迹。
桑德尔(L. Sander)《新疆出土梵文佛教写本研究八十年(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Eighty Years of Research Works)》，《般若印度(Prajñā-Bhāratī)》，巴特那，1983年，第10页。
斯坦因(A. Stein)《古代于阗(Ancient Khotan)》，2卷，牛津，1907年；《西域(Serindia)》，5卷，伦敦，1921年；《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4卷，1928年。
赫恩雷(A. F. R. Hoernle)《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第1卷，牛津，1916年。
赫恩雷《韦伯写本——另一批获自中亚的古代写本(The Weber Manuscripts— Ano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angal)》1893年第62卷1号，第1～40页；《中亚新发现的三件古代写卷(Three Fur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1897年第66卷1号，第213～260页；《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报告(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1901年第70卷1号，第1～55页。
赫恩雷《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s)》，加尔各答，1893年。
列维(Sylvain Lévi)《吐火罗语文献残片(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巴黎，1933年；菲利奥杂特(J. Filliozat)《国立图书馆写本部藏梵文写本目录(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u fonds sanscrit)》，巴黎，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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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写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卷，威斯巴登，1965年，前言，第32～35页；桑德尔(L. Sander)《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梵文写本的书法(Palae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威斯巴登，1968年。
托玛斯(F. W. Thomas)《中亚梵本中的婆罗迷文字(Brāhmī-Script in Central Asian Sanskrit Manuscripts )》，《亚洲研究(Asiatica)》，莱比锡，1954年，第667～700页。
赫恩雷(A. F. R. Hoernle)《新疆发现的佛教写本文献遗存(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第1卷，牛津，1916年，前言，第17～28页。
布勒尔(G. Bühler)《从公元前350年至1300年左右的印度书体(Indische Paläographie von circa 350 A. Chr. - circa 1300 P. Chr.)》，斯特拉堡，1896年。
潘得依(R. B. Pandey)《印度书体(Indische Palaeography)》，贝纳勒斯，1952年。
达尼(A. H. Dani)《印度书体(Indische Palaeography)》，牛津，1963年。
桑德尔(L. Sander)《新疆出土梵文佛教写本研究八十年(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Eighty Years of Research Works)》，《般若印度(Prajñā-Bhāratī)》，巴特那，1983年，第13页。
吕德斯(H. Lüders)《〈文海〉和〈童受文典〉(Kātantra und Kaumāralāta)》，《普鲁士科学院学报•语言历史部(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第25号，柏林，1930年，第482～538页。
编号为Cat. Nr. 1606，未刊。
奥贝尔米勒(E. Obermiller)《布顿佛教史(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ston)》第2卷，海得堡，1932年，第99页。
同上，第99页。
汤山明(Akura Yuyama)《布顿对宗派分裂时期印度佛教徒所用语言的描述(Bu-ston on the Languages Used by Indian Buddhists at the Schismatic Period)》，《早期佛教典籍之用语(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哥廷根，1980年，第179页。
罗斯(G. Roth)《圣大众部—说出世部经典中Madh’uddeśika、Madhyoddeśika、Madhyadeśika的解读(The Readings Madh’uddeśika, Madhyoddeśika and Madhyadeśika in the Scriptures of the Ārya-Mahāsāmghika-Lokottaravādins including notes on daśa-baddhena and pañca-baddhena ganena)》，《小乘佛教文献梵语作品研究(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Sanskrit-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哥廷根，1985年，第127～137页；狄庸(J. W. de Jong)《Madhyadeśika, Madhyoddeśika, and Madh’uddeśika考》，同上书，第138～143页。
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М. Н.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苏属中亚出土稀见梵文写本之书法特点(Находка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письмом брахм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梵文与古代印度文化(Санскрит и древнеинди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第1卷，莫斯科，1979年，第123～133页。
布腊夫(J. Brough)《犍陀罗语〈法句经〉(Gāndhārī Dharmapada.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伦敦，1962年，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