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无锡灵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元春

2004年6月11—13日，首届中国无锡灵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在太湖明珠大酒店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研究所、江苏省佛教协会联合主办，无锡灵山实业责任有限公司与祥苻寺承办。会议议程主要有6月12日上午纪念赵朴初先生“无尽意斋”落成典礼、江苏佛教音乐团《灵山梵乐》首演、研讨会。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和无锡市有关领导以及不少高僧大德参加了相关活动。参加学术研讨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僧俗信徒、专家学者百余人，发表论文54篇。研讨会按大会主题发言、分组讨论、大会总结形式进行。其中，本次会议特意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著名社会学家以及从事社会慈善和管理工作的专家参加“社会学家谈社会关怀”的专题研讨，并列入会议议程。会议上，佛教信徒与佛教研究者、社会学家与实际工作者平等交流，畅所欲言，相互砥砺，新见跌出，气氛热烈，功德圆满。
人间佛教是当代中国佛教思想和信仰特色。社会关怀是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体现。关怀社会，关注人间，改变并提升社会人间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正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追求。可以说，社会关怀正是人间佛教的本怀。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关怀已经是社会主流价值追求，体现出文明与进步。因此，会议的主题，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而从各自研究的专长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在发表的论文中，基本上都是围绕本次会议主题要求的，但侧重点和思维架构各不相同，大致分总论、专论、比较研究三部分，其中最多的还是论述人间佛教思想内涵、具体实践方法两个方面。而会议讨论中，灵山佛教文化建设与落实人间佛教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下面，根据个人能够了解的信息，将有关内容列述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间佛教”的精神内涵

“人间佛教”作为一个佛教名相，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佛教变革运动中提出的。在这一变革运动中，以太虚、印顺等一批近现代高僧为代表，他们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纠正佛教信仰活动封建迷信和消极落后的弊端，引导佛教信徒发挥积极入世的精神，而发掘、诠释、整合大乘佛教思想，增强了佛教关怀社会服务现实的力量，对重新塑造佛教的社会形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经过以赵朴初等为代表的一代佛教领袖的努力弘扬，使人间佛教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当代中国佛教信仰的主体价值取向。
那么，“人间佛教”的思想内涵、精神特色以及理论倾向究竟是什么呢？在本次会议论文中，大多数文章都涉及了相关问题。比较集中论述的有：觉醒《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楼宇列《关于人间佛教的几点思考》、方立天《人间佛教与文化佛教》、赖永海《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化》、魏道儒《略谈人间佛教与新世纪中国人间佛教建设》、宋立道《人间佛教的内涵》、龚隽《从现代性看“人间佛教”》、李利安《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华方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及其特点》、邓子美《赵朴初与星云的人间佛教理念及实践》、伍先林《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董群《论太虚人生佛教中的伦理道德观》。另外，刘泽亮《<楞伽经>人间佛教义趣论要》、张风雷《天台佛学的入世精神》、安保枝《“人间佛教”与爱国情怀》、徐长安《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精神》、杨维中《论中国佛教制度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及其原则》、韩焕忠《与时俱进与契理契机》、张华《走向人间路》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间佛教的理论依据与演化等问题，很有启发性。
方立天教授认为，从整个中国佛教史，尤其是汉传佛教史来看，中国佛教有两个重大创新：一是禅宗，二是人间佛教。从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佛教史来说，人间佛教的学说及其实践可以说是继禅宗之后的第二个最重大的创新。他通过对“人间净土”、“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构成要素，进而将人间佛教定义为: “以实现人生为基点，以人的清净心为基础，通过大乘菩萨道的修持，达到完善人格进而建立人间净土的佛教。” 人间佛教与传统佛教相比较，它引发了中国佛教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重要的有：1、佛教原本是为一切众生提供的解脱之道，人间佛教说改变了这种泛众生论，转而强调佛教是以人类为中心，是人类的解脱之道。佛教的根本出发点是解脱众生的生死流转之苦，人间佛教说则重视现实的人生，不重视“人死”，认为人生重于人死，生活重于生死。2、人间佛教说把“僧人本位”转向“社会全体”的社会本位。3、在佛教的根本方向上，人间佛教说反对消极地追求“彼时彼地”的西方彼岸极乐世界，提倡积极地建设“此时此地”的现实的人间净土。总之，在佛教的理论学说、修行方法、追求方向和解脱目标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可以说，人间佛教虽然也含有印度佛教思想，但主要是中国佛教思想；虽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佛教的思想，但主要是有别于古代传统佛教的中国近现代的佛教思想。人间佛教为中国海峡两岸汉传佛教所认同，并日益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楼宇列教授认为，人间佛教、人生佛教可以并存并提，可分可合，互相补益。但这里的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含义，与太虚、印顺法师的原意当有所发展的。人生佛教不单是“生人（活人）的佛教”的意思，而是广义上的佛教人生价值观与修养观（自觉自度）。因此，人生佛教在揭示佛教理论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方面，在阐明佛教教理在对治个人三毒（贪嗔痴）二障（烦恼障、所知障）和人格自我提升方面，有其亲切明白的优点。而人间佛教也不单是“佛法在人间”的意思，而是广义上的佛教慈悲济世观与社会作用论（觉人度人）。因此，人间佛教在揭示佛教实践不离世间的重要特质方面，在体现佛教面向社会众生和建设人间净土方面，则有其鲜明切实的有点。人间佛教应当是入世精神与出世性格的统一。佛教信徒应该依照佛陀的教导，在世俗生活或丛林生活中自觉自律，超越世俗知见，证悟本来清净自性。就人间佛教内在的理论依据讲，从《阿含经》到《坛经》，佛教教理中独特、鲜明、丰富的重视人间，以及强调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的人文精神，是人间佛教内在的根本理论依据。大乘佛教发展起来的“性空”、“中道”、“不二”等理论则给予了人间佛教以更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基石。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又决定了佛教入世为众生、为社会服务的人间佛教的性格。
赖永海教授从人间佛教的思想文化背景分析，认为这与佛学深受儒学人本主义精神影响有重要关系。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学强调人本，注重入世，其伦理思想可以作为人间佛教的基础。所以，唐宋以来禅宗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与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一样，虽然没有非常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却能为广大民众和士大夫们所接受，能为当时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佛教思想儒学化的结果。就大乘佛教而言，人间佛教注重人生，强调人间性，更与大乘佛教关注世间，强调利他济世的思想遥相符契。因此，尽管人间佛教与印度佛教在表现形式上也许有不少差异，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都属于佛法。就其基本点说，人间佛教与世界宗教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潮流也是相一致的。
魏道儒教授比较研究了太虚、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特点。认为，太虚最早使用“人生佛教”，也兼用“人间佛教”。就其对这两个概念的偏重而言，更注重使用前者来概括其总体思想。尽管使用这两个不同概念或多或少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但是，从太虚从事佛教改进运动以建立现代佛教的总目标来看，使用哪个概念并没有本质差别。太虚人生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整个人间佛教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太虚倡导人生佛教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实践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以理论探讨为目的。他并不满足于提出几条新观点，推行几项新措施，而是要在契理契机原则的指导下，有选择地辨证继承以往佛教的优秀遗产，对佛教进行全面的变革，使佛教适应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潮流，建立现代化的中国佛教。这是他的人生佛教的纲领，也是其理论的特点。总的说来，他是以倡导佛教思想（教理）、僧团组织（教制）和寺院经济（教产）的“三大革命”为核心。
印顺倡导的“人间佛教”理论，是在继承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其理论形态上讲，更为成熟和完善。综观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突出强调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从印顺关于佛教的社会适应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开放性。其二，从研究整体佛法中开发佛教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把《阿含经》作为人间佛教的经典依据，把早期圣典的教义作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把释迦牟尼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的榜样，并且从研究整个佛教中阐发人间佛教所应具有的思想精要。所以，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和彻底性。其三、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尊重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贯穿到人间佛教理论的始终。总的说来，印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佛教各种修行法门以及其修行过程等都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邓子美等先生比较研究了赵朴初、星云等当代人间佛教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异同，认为在海峡两岸佛教界，赵朴老与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最为接近。他们都不是太虚大师的亲传弟子，但都直接继承了太虚的人间佛教理论，然比太虚思想更为温和。他们都以真常唯心论作为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基础，这点与印顺法师明显不同。他们都不仅有思想，而且是实干家，使人间佛教的光辉实实在在地照耀着海峡两岸。华方田先生比较集中的论述了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和特点，认为他把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作为作为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加以提倡，主要是为了强调佛教入世的一面，突出佛教道德教化的优势，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实践方面，强调自利与利他的统一，特别强调“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赵朴初是个实干家，他把人间佛教的理念付诸指导大陆佛教恢复与弘扬的实践，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的普遍意义。
宋立道教授也从太虚、印顺以及当前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向分析了人间佛教的内涵、性质以及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人间佛教立足于现实并对以往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是一种理想与理念，是一种宗教价值观，是对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调适。不过，人间佛教应该注意出现偏差，要防止庸俗化、学术化、偏狭的民族主义、沦为一般的福利事业。对此，龚隽教授以“问题”为中心分析了人间佛教的现代性问题，指出人间佛教面对着因为对于现代性关注不够，没有充分照顾到实践层面俗世与出世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而将遭到的批评。就是说，人间佛教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世俗化问题中，面对传统性所必须深刻应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世法与出世间法之间建立起真正有实践意义的联系，既能够顺应潮流，又可以沿流知返，而不是单方面地倾向于事相或学理上用功，疏于道行，或“落入人本之狭隘”，限于“人乘行果”。

二、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的实践途径

人间佛教最终要通过具体实践才能实现。社会关怀也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才可能体现出来。那么，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佛教界究竟应该怎样作才能落实人间佛教的理念呢？教内外的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不少具体看法。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杨曾文《新世纪中国佛教的使命和社会关怀》、王雷泉《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  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黄夏年《人间佛教的践行》、杨笑天《佛教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济群《人心与人生》、法缘《般若智慧与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刘元春《人间佛教与社会支持》、吕建福《大乘人间佛教与经典文化教育》、孙昌武《佛教文化的现代意义》、圣凯《禅宗现代转型之路剖析》、王亚荣《论中国佛教的“现代化”与寺院之八大功能》、李向平《佛教发展的都市形式及其社会功能》、向学《论中国现代佛教的居士教育》、徐文明《人间佛教与“四众”共建》、刘继同《人间佛教、社会关怀与佛教的社会使命》、葛壮《宗教与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周辉《政府、宗教团体与社会关怀》、晏可佳《关于社会多元化条件下地方性宗教法规的实践与思考》、于海《从宗教关怀到社会关怀》。另外，严耀中《略说历史上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米寿江《“人间佛教”与伊斯兰教“两世吉庆”》、武延康《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冯焕珍《素食与众生平等》、林克智《素食与现代社会》、王孺童《略述“临终助念”与“临终关怀”》、肖永明《佛教社会观》、宗舜《从佛教的宗教本质看佛教的社会功能》、俞朝卿《人间佛教与僧团、居士放谈》、宫哲兵《当前湖北佛教的特点》、道学《今日弘法琐谈》、心法《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法中《论述人间佛教的社会价值》、明虚《事佛皇帝梁武帝的悲哀》、朗明《弘扬人间佛教时也谈“儒佛会通”》、陈平《环境伦理学与人间佛教的生态关怀》等文章，从历史的、比较研究的、现实感悟的角度论述了实践人间佛教的诸多问题。
杨曾文先生认为这些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佛教界朋友继承已故赵朴初会长的遗愿，努力实践“人间佛教”思想，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崇尚和谐，稳定社会，举办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捐款赈灾，扶危济困，使中国佛教不断迈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步伐。因此，他把人间佛教入世导向归纳出以下两点：（一）以佛法净化人心――结合现代社会的环境和民众的思想情况，阐释佛教中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慈悲喜舍等中所蕴含的道德思想，不仅净化自己，而且通过讲经弘法、刊物媒体和多种为民众喜见乐闻的形式，化导信众，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的建设；（二）以慈济事业回报社会――通过支援灾区民众，捐助希望工程，开办或改善各种类型的佛教慈善事业，济贫扶残，致力自然环保和保护动物等，为造福社会民生，为建设人间净土努力奉献。进而，他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
 （一）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加强信仰、道风、教制、人才和组织的建设，提高中国佛教的整体素质，进一步焕发活力，能够迅速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在实践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法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做出贡献。
 （二）在大力加强佛教文化建设，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佛教内部的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同时，应当创造条件支持和资助社会上和高等院校、研究所开设的佛学讲座、佛学课程和培养佛学研究生，扩大社会上理解、同情和支持佛教的人群。
（三）实践大乘佛教的菩萨之道，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开展救灾扶贫的社会公益慈善活动。这些年来各地佛教界在支持“希望工程”资助办学、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施诊济药等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设立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经常性的社会福利和救济事业。从总体上说，佛教慈善事业是中国的社会救济事业的组成部分，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受到政府和社会广大民众的赞扬，自然也为中国佛教带来好的声誉。
（五）研究和吸取台湾地区佛教界经营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经验。关于佛教开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和设立慈善基金会，在海峡彼岸的台湾佛教界，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我们应该研究：1、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佛教寺院、教团的经费来源中，信众的施舍占据总收入多少比例？是如何分配使用的？2、佛教的“寺院经济”包括哪些项目，如何经营，大体上提取多少比例用于社会慈善事业？3、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在全社会的慈善事业中占据多大的比例？4、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包括哪些内容？通过怎样的组织机构去实施？ 5、在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中，对援助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从事自然环保、动物保护等，是如何进行的？6、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是如何组成的，资金来源如何？如何运营？……
佛教的社会关怀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忽略自己特有的品质。刘元春通过自己多年来系统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一般信众的现实期望以及佛教思想价值理念的现代价值意义，提出人间佛教在社会关怀的实践中，作为信仰信仰行为必须具有：第一、精神品位的超越性。信仰在本质上的一个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超越性，一个超越物质、超越凡俗、超越个人的终极目标，才是信仰者的追求对象和人生目的。一般说来，这一目标越是具有普遍性、无限性、永恒性，就越发具有吸引力，就越发容易激发信徒们神圣的、高尚的的感情，因而迸发出全部的生命活力，去创造出人间奇迹和持久的事业。第二、具体行为的能动性。只有行为的能动性，才会有精神的自主。一种信仰，正是在精神自主的体验中，才会使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到肯定与承认。第三、实际效益的普世性。这是验证信仰行为有害有益的社会标准。社会是信仰行为结果和影响的最终评判者。因此，任何一种信仰行为的实行，都必须具有社会责任心，应高瞻远瞩，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规范之中，自觉地考虑信仰行为所发挥的社会效益。葛壮先生对此也认为，佛教在社会关怀的实践中不能忽视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包含三重基本内容：一是对终极存在的关怀，即探寻世界的终极根源，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在最深层次上或最高意义上把握世界，它是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基础和根据。二是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即通过对终极存在的逻辑推演和论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作最终的说明，也就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或根源上解释整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三是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也是终极关怀的根本指向和目的，通过对前二者的探求，确立人类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奠定人类生命意义根基，从而在最深层次上确定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中的一切相对的价值目标、准则提供根本性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人间佛教和社会关怀的实践，佛教寺院是起到导航作用的。黄夏年先生利用浙江宁波七塔禅寺个案为例，总结出佛教寺院能够发挥作用的经验，认为那里的经验对当前佛家界走人间佛教的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要正确确定寺院的管理目标，其次，要有一个好的寺院领导者。认为，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至少体现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与时俱进”和“以人为本”。在传统的寺院管理模式基础上，引进现代先进管理理念，特别将制度性建设作为管理的基础，把现代法治思想引入寺院的管理体系，依法治寺，民主管理。而寺院领导者除了要有一定的佛教理论修养之外，还要具有现代文化素质，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大家同心同德，积极的实践并带领信徒关怀社会，贡献社会。
佛教教育是提高信徒素质的关键，也是开展社会关怀的基础。向学法师认为，居士团体是人间佛教进行社会关怀的十分重要的力量。居士素质的高低同样也决定着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形像，居士教育的成败也决定着佛教的前途和命运。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整体素质偏低、信仰不纯正是中国居士佛教的最大现状。另外还存在僧俗教育不分，修学紊乱主要表现在修学方式紊乱与修学法门的混乱两个方面等问题。佛教教育再不能忽视广大居士信众的教育，我们要将传统落后的居士教育思想进行革新，改变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要改变把佛教教育局限于僧尼，局限于寺院，局限于佛学院的狭獈观念，建立包括僧伽教育、居士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教育在内的佛教教育。今后我们在一如继往地编写僧伽教育教材的同时，也要将居士教育的教材编写抓起来，这是完善居士教育的基本步骤之一。居士教育除了一般的开设学院、办班授课外，还可以在居士们便利身份的基础上，把现代化的各种工具与传媒都利用起来，大力提倡函授教育与网络教育，同时辅以短期培训和特色教育，这样定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禅宗及其修行方法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是佛教积极引导信众和净化社会的宝贵资源。圣凯法师把当今汉传佛教地区现代禅宗转型之路上的不同形态归纳为传统型、改良型、变革型、外来型四种，并加以详细分析各自的精神与特点。尽管其中仍然有许多争议与不确定的地方，但是为现代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与资源，值得我们去反思与总结。为此，他提出：1、整理、研究有关禅法的经论典籍。从纵、横两方面对禅法进行深入的整理、研究，为构建新禅法提供资源。2、重视禅修对社会生活的实用性。禅宗如何以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法来指导现代人过好自己的生活，这应该是一种技术的层面，应该要体现“生活禅”的具体应用方面。3、禅修次第的建设。佛法本来是应机说法，应病施药，“道次第”的施设非常不容易，但是融摄大小乘及中国禅宗的禅法精髓已经成为禅法发展的方面。4、禅修人才的养成。无论是禅修教化，还是禅法的发展，整个现代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养成与建设，培养训练禅师专业人才成为禅法发展的最重要瓶颈。作为实践法门来说，禅修人才要求既有禅修经验与体会，又能通经通教，同时还能通达社会各种学科，善于教化。
刘继同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认为，佛教服务社会的基本领域是宗教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福利服务、住房服务、就业服务和公共福利事业是佛教实现社会关怀和社会参与的主要领域，大有作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社会问题丛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处境下，中国佛教团体至少应肩负如下最基本的社会使命：一、要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问题，确保普通民众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和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贡献力量。二、要维护和肯定优良道德标准，树立争取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集体主义思想。三、佛教要作为社会的良知，高度民主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千方百计缓解和消除社会不平等，营造机会均等和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四、佛教应致力于保护人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保护和关注弱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培育和发展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体系。五、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消除社会不平等，协调社会利益，扩大社会统治基础，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降低到最低程度，充分发挥宗教信仰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机制作用，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六、佛教要培育和发展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集体主义、发展变化、自我净化、利他主义等价值理念，净化人们的灵魂，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七、佛教应培育社会英才和基层社区领袖人物，努力发展佛学教育和广泛开展学术性研究。八、佛教应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为人类心目中“理想社会”和幸福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为此，他认为国家要制定积极的宗教政策，其最高目标是大力发展宗教慈善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追求社会公平和平等。具体来说，一、国家除完善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外，制定《寺庙兴办公益慈善福利事业实施办法》，规范寺庙财产的管理和寺庙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操作化政策规定，鼓励和支持宗教慈善。二、鼓励和支持佛教团体直接兴办医院、学校、福利院、孤儿院和社区中心等社会福利机构。三、允许和鼓励佛教团体独立兴办非公募性基金会，或者是明确规定善款捐赠的管理办法，充分挖掘、利用寺庙中沉淀的大量资金，将短缺宝贵的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四、加强对佛教团体僧徒人员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培育教育，及福利项目管理人员培养。五、政府对已经兴办的慈善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项目既确认其合法身份，又给予政策优惠，使它们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六、正常宣传报道佛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慈善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给予它们应有的社会荣誉和地位，形成鼓励先进的社会激励机制，改变人们的观念，重塑宗教团体的社会形象，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和宗教自由的政策目标。
对于以上观点，不少专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作了积极的回应。晏可佳先生根据对上海市20多年来宗教管理工作经验的研究，认为涉及宗教的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积极的社会功能的法律保障。然而宗教立法又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立法机构的主持下，由政府有关部门、宗教界人士以及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协商，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制定和完善符合实际、反映客观要求的法律法规。周辉博士根据对美国布什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制度等问题的分析，认为美国社会在处理政府与宗教团体、慈善组织的关系问题上积累了丰富而成功的经验，并且仍在探索新的出路，这些经验和探索对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在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服务方面，都应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杨笑天先生分析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种种人性问题，认为在中国的市场交易中存在贪欲膨胀、道德沦丧、缺乏信仰。而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先进文化，其基于缘起法则的普遍真理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和由此而导引出的自利利他、具有普世精神的、积极向上人生观，以及对人性的淋漓尽致、洞彻无余的认识和把握，完全可以运用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支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伦理指南，推动中华文明的健康转型，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指南，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灵山经验”的探索与思考

本次会议有两个亮点，一是改变了以往佛教学术会议完全是佛教学者“圈内人”单一对话的习惯，广泛邀请了社会学家和其他专业的学者参加，设立了“社会学家谈社会关怀论坛”；二是大家普遍关注“灵山经验”，针对性的探讨中国佛教在社会转型期的个案经验，言之有物，切实有效。而这些创意和安排，完全是会议主办方与时俱进、开放求实的结果。这是一种新气象。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活动是思想交流、观念沟通、精神整合的一个平台。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具有和平、开放的气质，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之一的佛教文化，从来就是包容、融会其它甚至是异质文化的“谦谦君子”。所以， “六度四摄”是大乘佛教入世修行的核心思想。其中，四摄成为佛教关怀社会、融洽人群大重要方法，也就是要用无私的帮助给予众生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要用诚敬的语言让众生拥有尊严尊严和快乐，要用积极有效的行动促进众生进步向上，要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实践引导众生迈向共同的理想追求。这不仅是一个佛教信徒的道德价值趋向，也是一个钟情于中华优秀文化者应有的精神情操。因此，平等、宽容、慈善、进步，是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标准，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想追求。这正是本次会议主办者创意的内在的精神诉求。再者，人间佛教关注人间并提升人间，这是一个持久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善缘和合，集思广益，共同努力，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佛学研究者积多年之功，对佛教的教理教义以及佛教的现实问题必定有所心得；但社会学家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的现实问题与思考方法也必定有其收获——同时，大家研究和关注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改变和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世界的和平安宁。虽然“术业有专攻”，但是通过平等的交流和有益的探索，必定能够“相辅相成”。事实上，本次会议中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们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对人间佛教和社会关怀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大家对于“灵山经验”的热烈关注和积极的评价，就反映出了这一点。
灵山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平先生先后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谈论中，简要介绍了自己创办和经营灵山风景区的过程，而重点介绍了自己从一个企业家转变为一个佛教徒的心路历程，以及思想理念、发展构想。他们从1994年开始，用了十年时间，投资10亿多元人民币，把一片荒芜建造成一个国内外著名的佛教文化风景区，是经历了坎坷和艰辛的。其中，凝聚了赵朴初、茗山等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智慧和贡献，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佛教界大德高僧们的高尚精神风范，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人生导航。因此，他们是基于回报社会、关怀社会的最终目的，争取把灵山风景区建构成实践佛教人间关怀的平台，展现佛教文化的精神和现实魅力。对此，学者们在给予热情赞赏的同时，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对灵山未来的发展寄予了希望。
    社会学家卢汉龙先生曾对吴国平总经理的发言有个点评，他认为灵山的经验有三个“见证”：
一、见证了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该现象并不因为现代化而消失。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看到宗教现象、信仰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现在很多旅游胜地都与宗教、信仰有关系，无论佛教或道教，其实其背后反映了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需要我们加以研究。我们看到在转型期间，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人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
二、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认识，整个二十世纪有许多反复，涉及到现代化与传统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为什么说佛教文化很大意义上建设了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里面体现了中国文化，这些文化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精义，而且有现代意义。从灵山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见证到这一点。
三、见证了进入市场化改革后，怎么把企业的精神、企业的运作方式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运作结合起来。企业办到一定程度，企业的文化非常重要。作为宗教、寺院，是一个事业，如何把信徒的社会需要、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在社会意义上，非常需要把这个棋子走活。
市场激发的是个人理性，市场改革以后，个人理性激发以后，假如发了财后，不顾整个社会，没有更多地反馈社会，那么，他的需求层次不会提高。现在可以看出，这些文化人、企业家等成功后，已经在思考如何对社会反馈和交流。如何提升它们的文化涵义，更好地理顺各种关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本人拟专文探讨，这里就不加详述了。只就讨论引发的几个观点陈述如下，供大家进一步的讨论：
1、 灵山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是否可以作为类似企业的一种“灵山模式”？
2、 佛教文化旅游活动与弘扬佛教文化精神的关系，究竟如何摆正？
3、 企业家的追求与佛教徒的理想，如何在适当的角色转化中协调？
4、 企业家自身的道德情操，如何符合自己作为一个佛教信仰者的标准要求？
5、 佛教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中，怎样才能突显出高尚的思想文化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