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盛江

中日文化交流中，空海是一位重要人物，空海一生所致力的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中，《文镜秘府论》又是一部重要著作。本文拟从《文镜秘府论》的成书、它的价值，及其在日本的流传几个方面，探讨这部著作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同时附论这部著作的整理问题。

一

《文镜秘府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
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不是偶然的。
他自小就受汉文化薰陶。其外舅阿刀大足，为桓武天皇皇子伊豫亲王学士，以孔儒文学而知名，对他影响很大。空海十五岁入京，依其外舅学《论语》、《孝经》、史传、文章等①。18岁时，又入大学明经科，从直讲味酒净成学《毛诗》、《尚书》等，从岡田牛养博士学《左氏春秋》等。这时他已受到六朝诗文论的薰陶。18岁时写成《聋瞽指归》②，其中就说：“曹建之诗，未免龃龉，沈休之笔，犹多病累”，又说：“欲赋瀌瀌之白雪，缠八病之有制”，又说：“夫体物缘情，先贤所论”③。由此我们知道，他读过曹植、沈约的诗文作品，并有自己的评价，他了解永明声病说，也熟悉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论，这些多成为了后来编入《文镜秘府论》的重要材料。
他专好佛经，并且年青时就有相当高深的造诣。12岁时即以奉佛礼为事。据《御遗告》等，空海15岁入京，即于石渊寺访僧正勤操和尚，受虚空藏求闻持法。18岁，作《聋瞽指归》，后改写定名为《三教指归》，解释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思想要旨，表达学道的决心。20岁，在勤操僧正主持下，于和泉国槇尾山寺（今和泉市槇尾山施福寺）剃度受沙弥戒，22岁，于奈良东大寺坛院受具足戒，法名空海。此后至入唐的数年间，空海当是遍游日本名山，访师求法，钻研佛典。《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中有它的佛学内涵，空海的佛学造诣不应该看作与《文镜秘府论》编撰无关的事。
空海入唐，对《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来说，更值得注意。空海入唐的主要目的当然在佛学。804年，他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7月6日从日本出发，海上漂泊34个昼夜，又经数月旅途颠簸，于12月始抵长安。他住长安佛教文化中心西明寺，历访名寺，寻道求法。次年五月上旬，空海访青龙寺，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6月、7月、8月三次接受惠果的灌顶，惠果授空海以遍照金刚的法名，以空海为继承第八代师主，传法器予空海。惠果于805年12月15日去世，次年1月，空海参加葬礼，并被公推为惠果碑文的撰写人。4月，他启程抵越州，8月由明州出发登船，于10月20日回国，带回佛教经、律、藏等典籍和佛像、法具等。这时密教真言宗大师在中国已后继无人，而空海回国后，却创日本佛教真言宗。这一切，都是为佛教。但是空海入唐也与文学有关。他携回日本献给天皇的东西中，有文学作品集和诗学著作，据《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和《献杂文表》，有《刘希夷集》4卷、王昌龄《诗格》1卷、《贞元英杰》六言诗3卷、《王昌龄集》1卷、《杂诗集》4卷、《朱昼集》1卷、《朱千乘集》1卷、《王智章诗》1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④王昌龄《诗格》所叙情景，多与江南风物相合，可能是王昌龄为江宁丞时所作。空海所说的“作者边”，当就指江宁一带。这正是空海自福州往长安必经的途中！他说“近代才子，切爱此格”，可见他已知道此书的价值，所谓“偶得”，是本不易得到而意外得到的意思。他启程回国途中，经越州，有《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在他所求的书物中，就有“诗赋碑铭”⑤。说空海入唐曾有心寻访文学类书，当非无据之臆测。他入唐和文人有过交往。他在长安是否见过白居易这些诗人，尚无根据，但马总、胡伯崇、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靖、鸿渐等人有诗赠予空海，则是事实。没有根据说空海这时已有编撰《文镜秘府论》的明确意向，但说空海入唐也注意到学习中国文学，包括诗文论，客观上为《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作了一定的资料准备，当是可以的。他继承惠果衣钵，成为真言宗第八代宗主，可能也使《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宗旨更带有密教真言宗色彩。
回国之后，空海的主要业绩当然仍在佛教，在创立传播真言宗。他在语言文字、文学、书法、教育等方面也有杰出贡献。《文镜秘府论》是在以传布佛教为主的诸多文化业绩中，所作的又一贡献。空海为什么想到编撰《文镜秘府论》？除他自己自幼受汉文化薰陶，有很深的文学造诣的原因之外，我以为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嵯峨天皇。空海和嵯峨天皇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政治上，在天皇与贵族代表藤原氏的明争暗斗中，空海布道弘法明确以“镇护国家”为号召，全力支持嵯峨天皇，而嵯峨天皇则以皇室之力帮助空海创立真言宗。文学艺术上，嵯峨多才多艺，书法与空海并为“二圣”，对文学也非常爱好。空海和嵯峨天皇有不同寻常的文学艺术上的交谊。前面我们列数了空海入唐携回的诗文集，那些诗文集，回国后未即献给当时在位的平城天皇，而是事隔五年之后，献给嵯峨天皇。弘仁七年作《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⑥，空海还谈到了调声、避病、格律问题。空海献给嵯峨天皇的作品集，有的编入了《文镜秘府论》，如王昌龄《诗格》。空海献表谈到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则成了《文镜秘府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想见，以空海和嵯峨天皇的不同寻常的交谊，他们当在一起讨论过文学问题，诗文作法问题。不一定直接谈到过《文镜秘府论》，但与嵯峨的文学交谊，对引发空海编撰动机却可能有过某种间接作用。
值得注意的还有空海的弟子。《文镜秘府论》天卷序空海自述写作缘起，说：“虽然，志笃禅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他说，《秘府论》撰述的直接动机，在于“一多后生”热心文笔，恳请大师撰述。“一多后生”何所指，各家理解不同。空海《三教指归序》：“爰有一多亲识，缚我以五常索，断我以乖忠孝。”这里所谓“一多亲识”，指空海外舅阿刀大足。而所谓“一多后生”，一说指一人及多人，一说指一个优秀的后辈，一说指一多法界说之后辈⑦，不管“一多”一词作何解释，“一多后生”都当指空海弟子。真济的可能性更大，也可能还包括真雅等人。由于后生弟子的恳请，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这就可以来看《文镜秘府论》的作年。内藤湖南据《文笔眼心抄》序“于时弘仁十一年中夏之节也”一句，断定《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⑧。加地哲定据《文镜秘府论》每卷的署名“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进一步认为《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年即819年金刚峰寺建立以后⑨。但小西甚一认为，弘仁十年、十一年之际，空海往返于京都、高野山之间，营筑高野山极为繁忙，不可能整理众多的文献撰写《文镜秘府论》。而自大同四年（810）8月至弘仁七年（816）之前的六年间，空海住神护寺，时间最充裕。《文镜秘府论》的初稿应在这一时期写成。至于“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的署名，则当是弘仁十年五月以后次年夏之前最后修订时的加笔⑩。
《文镜秘府论》作于弘仁十一年即820年之前，它的材料准备时间较早，并且先有初稿，尔后修订，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把有关材料清理过来之后，我们会发现，《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不可能太早。从810年到819年，有10年之久，一部几万字的著作，从初稿到定稿，不太可能相隔那么长时间，除非写完之后一直搁置起来。空海居高雄山神护寺期间，嵯峨天皇初即位，空海的主要精力在以佛法镇护国家，取得嵯峨天皇的支持，以使在各派宗教势力激烈竞争中谋求传教弘法，创立真言宗。他不太会旁顾其他。《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可能和与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有关，而空海向嵯峨天皇献诗文集，最早在弘仁二年（811）6月、弘仁三年（812）7月⑾，而更具体的谈到与《文镜秘府论》较为直接有关的调声、避病、格律等问题，在弘仁七年即816年⑿。《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与“一多后生”的恳请有关，这“一多后生”，当指空海弟子。空海本“志笃禅默，不屑此事”，而竟阅诸家格式，编成六卷之著，能劝动大师的，当是空海的得意弟子。这样看，弘仁十一年之前，较有可能的是实惠和真济。实惠生于延历五年，即786年，至弘仁元年即810年，年已25⒀。如果劝请大师的是实惠，时间可能会较早一点。但更可能的是真济。《文笔眼心抄》的笔跡让人想到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真济是《性灵集》的编者。小西甚一认为请求空海的“一多后生”指真济，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⒁。真济生于延历十九年，即800年，比空海小24岁。弘仁元年即810年，真济年始11岁。弘仁四年即813年，空海为东大寺别当之后，真济始投于大师得度剃发⒂。他当在投于大师，成年成熟，并和空海非常亲近之后，大师才可能听请于他，下决心写一部书。
我的理解，《文镜秘府论》的准备阶段可能比较长。自幼的汉文化薰陶，已经注意到诗病累等与《文镜秘府论》相关的内容，可以说为后来的编撰打下了一个基础，他的专好佛学及高深的佛学造诣，也是一个因素。但那时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意向。入唐直接接触唐文人、唐诗学，请回唐人诗文诗学集，使编撰条件更成熟，但那时也不会有具体的想法。回国之后，和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可能逐渐促使他在创立真言宗的同时，思考一些声病诗律问题。如果他自己没有这方面考虑，也不可能“一多后生”一劝请，就马上写下一部书来。只是他“志笃禅默，不屑此事”，因此一直仅仅是一般思考而已。但到弘仁七年，即816年，这种考虑已经朦胧地带有一种意向。这一年他作《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他说去年主殿助布势海奉宣圣旨，“令空海书两卷《古今诗人秀句》者”云云，又说：“譬诗家之格律，诗是有调声避病之制”，又说：“诗人不解声病，谁编诗什”，又说：“作诗者以学古体为妙，不以写古诗为能”⒃。他是借诗学谈书法，但谈了很多与《文镜秘府论》有关的内容。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编入了南卷，“调声”是天卷的一章，西卷基本由诗文病累的内容构成。《文镜秘府论》讲格律声病，主要针对近体诗而言，空海这里说“不以写古诗为能”，正是主张写格律近体诗。这已完全是贯穿于《文镜秘府论》的基本思想。弘仁七年即816年，说空海的一些相关思想已经成熟，当非无据。
《文镜秘府论》并非没有可能作于弘仁十年即819年5月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以后⒄。自弘仁十年（819）5月到十一年（820），空海营筑高野山确实很忙，但营筑工作并非只在这一年，自816年天皇敕赐高野山，就当已开始，而这之后也一直在进行。营筑的具体繁杂事务，自有他的许多弟子和其他人去办，他不必事无巨细，一一躬临。空海不至于忙得无暇旁顾。事实上，就在这一年，他仍著述不断，《秘密曼荼罗教付法传》二卷可能写于这期间，而《文笔眼心抄》一卷不容置疑就是这一年完成的。在这之前，不管空海是否有意写这么一部书，客观上，他已有充分的资料准备，一些基本思想已经形成。《文镜秘府论》的篇幅虽有七、八万字，但也不是太多。这是编撰之著，大部分是稍事编改，抄录原文。从现存文字看，明显有材料相重复矛盾之处，看出编撰时比较匆忙的痕跡。在基本思想已经形成，资料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不是精雕细琢，不是独立著述，而是将现成的原文不加改动或稍作综合，编辑抄录，一年之内抽出一些时间，完成七、八字的一部书，这样的工作，对于空海这样才思敏悟、学识深博的大师来说，当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空海虽然一直在传道弘法，志在创立弘扬真言宗，但此前都是入住现成寺院，天皇敕赐高野山，空海才得以第一次创立自己的基地，建立自己的伽蓝寺院。这是预示真言宗事业将更为辉煌的新起点，他当然特别看重。下面我们将要谈到，《文镜秘府论》一个重要宗旨，是以编入其中的声韵、诗病、格律、体势、对属等作为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这样看，《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就当与他的真言宗事业发展密切相关。在他营建高野山，建立第一个完全由自己独立建立起来的伽蓝寺院时，考虑真言宗理论体系的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在弟子们的恳请下，编成《文镜秘府论》，是顺理成章的。他有可能在弘仁七年写《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时已写成《文镜秘府论》的初稿，但更可能从初稿到修订，甚至到把它简编成《文笔眼心抄》，都一气呵成。无论从他的思路、心气、才气，还是从他处事果决的性格来说，这都更有可能。他没有必要把这样一件对他来说不是太费精力的事拖上三、四年，更不可能拖上十年。
不管怎样《文镜秘府论》的成书，是中日文化交流，它的编成，也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史、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一部极有价值的珍贵著作。

二

《文镜秘府论》的宗旨，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教的实用的目的。天卷序说：“君子济时，文章是本”，说：“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这些话，可能不会无所指。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为自身的发展，抱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汉文化。学写汉文章正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了解汉文化。汉文章应当是当时运用极广的文式。为写好朝政公文，需要学好汉文章，贵族社会中的日常交往，也当离不了汉文章。在这方面，汉文章当有直接的用途，而《文镜秘府论》客观上正为日本人学习和写作汉诗文提供了随身卷子。
《文镜秘府论》可能还有它的宗教目的。小西甚一的分析是对的⒅。从密教的观点看，言语就是法的显现方式，离开虚伪，去除夸饰，返归本心，这样的真实的言语才是法性真如的如实的显现，这就是真言。把言语看作法曼荼罗，把自身提高到崇高至纯的真言，正确的言语，正确的文章，才能成就真言之相。所以天卷序说：“世间出世，谁能遗此乎。故经说阿毗跋致菩萨，必须先解文章”。从这个意义看，收入《秘府论》声韵、体势、对属、声病之论，都可以说是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
《文镜秘府论》编撰也有它的文学目的。天卷序说：“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贫而乐道者，望绝访写，童而好学者，取决无由”，他说，诸家格式等，“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因此他要“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写成《文镜秘府论》，使“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一方面，他要为中国六朝至唐的诗文论作一彙编总结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也要为文章写作提供一写作准式。“文镜秘府论”这一书名正体现了这一宗旨。他是以为编入《秘府论》的，都是值得在藏于秘府的珍贵典籍，所以他写的《论》本身，也是一个秘府，他以为这些都是文章写作需要借鉴铨衡的龟镜。所以他说要“配卷轴于六合，悬不朽于两曜”。
《文镜秘府论》的卷次，一作“天、地、东、南、西、北”，以南卷在西卷之前。实际西卷当在南卷之前，作“天、地、东、西、南、北”。根据之一，在《秘府论》天卷序⒆。根据之二，在《眼心抄》的排序⒇。这两处都恰好符合天、地、东、西、南、北的顺序。根据之三，是醍醐寺甲本天卷里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也是西卷在南卷之前。弘治三年为公元1555年，时为室町时代。根据之四，是高山寺乙本和丙本，高山寺乙本西卷封面有“文镜秘府论卷第囗”， “第”字后的字当为“四”字，被墨笔涂掉，右旁补一“五”字。高山寺丙本封面有“文镜秘府论卷第囗”， “第”字后的字可辨认出为“五”字，此字用一斜笔划掉，右旁补一“四”字。高山寺丙本南卷的封面实际原为高山寺乙本南卷的封面。从这两个本子看，西卷原排在第四，而南卷原排在第五。高山寺乙本抄于平安末年。至于《秘府论》天卷序和《眼心抄》，则更早。现存作“天地东南西北”的几个本子，如江户刊本、维宝《文镜秘府论笺》等，都是江户时代的本子，远较上几个本子晚。因此《秘府论》的卷次作“天地东西南北”更合原意。
一说，空海《文镜秘府论》的编次作东南西北，是联想到曼荼罗构图的东南西北〔21〕。从版本根据看，似乎不是如此。《文镜秘府论》在其他问题上受了佛教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看不出它也受了佛教影响。它反映空海写作《文镜秘府论》时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在方位观念上，中国古代有东西南北的观念，但《周礼》系统则是东南西北，是环状称呼。日本人的方位观念普遍是东西南北。因此，空海很可能是按日本人的方位观念、思维习惯来构想《文镜秘府论》。
这六卷，虽然材料时有重复矛盾，不是那样精雕细琢，但大体有一完整的构思结构。天卷，总述撰述缘由之后，论声韵基本问题。地卷，论诗文具体作法及风体。东卷，论对属。西卷，论诗文之病。南卷，综论诗文写作一般性的理论技巧问题。北卷为附论，补论对属问题，并就作文句端用词分类以论其各自用法，再论叙述帝德功业、礼乐政化等时诗文体制用辞诸问题。
编入中国诗文论的内容，而宗旨在发展日本文学文化，按照日本的方位观念来构想，从这点也看出，《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

《文镜秘府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有重要的价值。这价值，首先是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中国中唐以前的声韵及诗文作法的文献。
这些文献，有的仅在史志目录中有著录，有的甚至未见任何著录，而《秘府论》都保存了它们的佚文。可知《秘府论》直接引录的已佚书有：梁沈约《四声谱》，天卷《调四声谱》引有佚文。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天卷《四声论》及西卷论文病引有此书佚文，南卷《论体》《定位》也可能引有佚文。隋时著作《帝德录》，见引于北卷。隋或初唐间佚名撰《文笔式》，中国古代文献未提及此书，仅《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著录，《秘府论》地卷之《六志》、《八阶》，东卷之《二十九种对》、《笔札七种言句例》，西卷之论文病，南卷之《论体》、《定位》引有此书佚文或与之内容相同的佚文。唐上官仪《笔札华梁》，其佚文或内容与之相同的佚文见引于地卷《八阶》、《六志》，东卷之《二十九种对》、《笔札七种言句例》，西卷之论文病等处。唐元兢《诗髓脑》，仅《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著录，《秘府论》天卷《调声》、东卷《二十九种对》、西卷论文病等处引有佚文。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为南卷所引。唐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仅《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著录，佚文见引于《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地卷《十体》、东卷《二十九种对》、西卷论文病等处。另外，西卷保留有撰者不明《诗式》、《诗体》的片断之论。南卷“或曰余每观才士之作”以下所引可能为唐上官仪、元兢等集《芳林要览》的序文。
日本尚存，中国已佚的则还有隋唐间杜正伦撰《文笔要决》，见引于北卷《句端》。保存的文献中，有的尚不知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如《九意》，撰者不明，撰者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亦不明，有可能为空海自己根据中国文献编成，而存录于地卷。
直接引用的有些文献虽然尚存，但《秘府论》保存的往往是另一种版本，如晋陆机《文赋》，从异文看，与传本《文选》本当属不同版本。如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唐王昌龄《诗格》、唐皎然《诗式》等，也往往较现存别的本子内容更为完整，可作勘误辑佚的重要版本依据。
《秘府论》还间接引录有一些重要文献。如：与沈约同时的洛阳王斌《五格四声论》。此书《隋书•经籍志》不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家有“《五格四声》一卷”，不著撰人，当即王斌作。《秘府论》地卷《八阶》“和诗阶”、西卷《文二十八种病》鹤膝条、傍纽条间接所引可能为此书之佚文。如北魏甄琛《磔四声》，天卷《四声论》间接引录有佚文。沈约《答甄公论》，天卷《四声论》间接引录有佚文。北魏常景《四声讚》，天卷《四声论》间接引录有佚文。北齐阳休之《韵略》，天卷《四声论》间接引录有佚文。北齐李概《音谱决疑》，天卷《四声论》、南卷《论文意》注间接引录有佚文。晋吕静《韵集》、刘宋王微《鸿宝》、天卷《四声论》有引述。丘迟《集钞》，南卷引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有引述。褚亮等《古文章巧言语》，南卷引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有引述。由《秘府论》，我们还知道当时许敬宗等人编有总集性类书《芳林要览》。《秘府论》引录的有些已佚资料虽然未标书名，但同样非常重要。比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录有一些明确标明为沈约、刘滔、王斌论声病之说。
这些已佚文献，或尚存文献中的已佚文字，保存了极有价值的内容，其中包括六朝以来诗律声病说、近体诗及文的作法技巧、综论、风体论等内容。这些内容，有的仅见于《秘府论》，如水浑、火灭、木枯、金缺、繁说、忌讳、傍突、相滥、杂乱、文赘、骈拇等诗病，笔之隔句上尾、踏发之病，“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等调声之例，换头、护腰、相承之类调声之术，八种韵中的很多用韵之例，《帝德录》等。相近或相同的内容，有的虽亦见于其他尚存典籍，但或以《秘府论》之原典为最早，或《秘府论》之内容较之有异，更详尽，更为可靠。如平头、上尾等诗病，论声韵纽及其关系，四声流变，十七势等。这些极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段的很多问题。比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沈约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小纽、大纽，刘滔论上尾、蜂腰、傍纽、正纽，王斌论蜂腰、鹤膝、傍纽。《秘府论》所引齐梁时沈约、刘滔、王斌诸家之说，足可以证明沈约时已有八病之说。比如，从《秘府论》的材料，我们清楚地知道，平头、上尾等病自身怎样有一个演变过程，平头病怎样由原来的前两字同声为病，变为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又怎样有了双换头、单换头，有了正律势尖头，而逐渐发展为成熟的诗律。对属论怎样由严格单一走向宽松灵活，走向多样化，由外在的对偶走向内在的对偶，我们看了《秘府论》南卷的《论体》、《定位》，我们也就知道，《文心雕龙》之后，文章体貌风格论、熔裁谋篇的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研究六朝至唐的文学思想，如果不利用《秘府论》的材料，不对其进行研究，很多问题的面貌就无法弄清，很多发展线索就连接不起来，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秘府论》还保存有不少六朝至唐代佚诗佚文〔22〕，这也是很有价值的。
不妨作个统计。天卷保存的佚诗似均为完篇，有五言诗11首56句，三言杂诗2首20句，计13首76句，其中《调声》存五言佚诗7首40句〔23〕；《七种韵》存五言4首16句，三言杂言2首20句〔24〕。地卷保存均为五言，多为佚句，似也可能有完篇，计58首168句。其中《十七势》存五言佚诗27首，72句〔25〕，《十体》存五言佚诗9首18句〔26〕，《八阶》存五言佚诗16首54句〔27〕，《六志》存五言佚诗，均为假作诗，可能均为完篇，有6首24句〔28〕。东卷存五言佚诗33首84句〔29〕。西卷存五言佚诗45首，129句，三言佚诗1首3句，计46首132句，其中《文二十八种病》存五言佚诗42首124句，三言佚诗1首3句〔30〕，《文笔十病得失》存五言佚诗3首5句〔31〕。南卷存五言佚诗2首10句〔32〕。北卷存五言佚诗1首2句〔33〕。这样统计，《秘府论》全书6卷计存佚诗153首，472句，其中五言佚诗150首，449句，三言杂言佚诗3首，23句。
另外，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也保存有许多诗之佚句。还有一些诗篇，今存唐及以后的诗格类等著作保存有一些诗句，而《秘府论》保存这些诗篇已佚的另一些诗句。如，东卷《二十九种对》引佚名“天清白云外”诗，传《魏文帝诗格》存二句而《秘府论》存4句，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上官仪诗“曙色随行漏”诗，王昌龄《诗中密旨》存2句而《秘府论》存6句，上官仪诗“池牖风月清”，王昌龄《诗中密旨》存2句而《秘府论》存4句，等等。
这是佚诗，还有佚文。我们也作个统计。佚文主要保存在西卷、北卷。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收录佚文8篇30句，其中有3篇，今存其他文献存在它的另一些佚文〔34〕。《文笔十病得失》收录佚文33篇208句〔35〕。除去一篇两处引录篇名重出，西卷计收佚文40篇，238句。这当中仍可能有些篇名重出者，但数字大体如此。北卷收录佚文17篇46句〔36〕。这样统计，《秘府论》共收录佚文57篇，284句。
这还不包括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的一些句子、东卷《笔札七种言句例》引的二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诸多句例。
统计可能会有疏落，但大体可知其保存佚诗佚文状况。据王重民《补全唐诗》序自述，王重民辑补《全唐诗》，集20多年之功，其中据敦煌残卷始补得104首〔37〕，而《秘府论》全书6卷就计存佚诗153首，472句，佚文57篇，284句，还有其他一些佚句。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太小的数字。这些佚诗佚文，是了解这一时期文学情况的重要的补充材料。要了解这一时期诗文作法的特点面貌，这一时期声韵诗律的情况，这些佚诗佚文都是具体的切实的例证材料。这些佚诗佚诗还是考证这时诗人生平思想的重要一手史料。傅璇琮先生就曾据《秘府论》录存王昌龄佚诗《上同州使君伯》，考知王昌龄有一个伯父，曾做过同州剌史，据佚诗《上侍御七兄》，考知王昌龄有七兄为侍御史，由此推测王昌龄早期，他的一家近亲中，没有什么人有显赫的官职，他自己的生活不免于贫贱，于是只好以文字求谒于当权者〔38〕。又比如天卷《调声》存录唐元兢五言佚诗《于蓬州野望》8句，这是元兢仅存的一首诗作，据诗意，知作于蓬州贬所据这首诗，我们可以推测元兢尝遭斥逐于蓬州。据《唐书•地理志》，蓬州距京2210里，放流二千餘里，其罪亦不为轻。这就留下了考证其生平事跡的一条重要线索。
不论尚存诗还是已佚诗，《秘府论》提供的多是另一种本子，在对其他诗文资料勘误可资利用。如《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录存后汉张奂《芙蓉赋》二句，这两句未见于《初学记》卷二十七引张奂《芙蓉赋》佚文，却见于《渊鉴类函》卷407“芙蓉”项载夏侯湛赋，那么，《初学记》和《渊鉴类函》二者，孰正孰误，《秘府论》提供了一个依据。又如，《秘府论》西卷录存徐陵《横吹曲》“陇头流水急”8句，这8句，见《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辞及《文苑英华》卷198，但作陈张正见《陇头水》2首其二，现存徐陵文集未收此诗，《乐府诗集》卷21有徐陵《陇头水》一首，但非此诗。那么，孰正孰误，《秘府论》也提供了一个依据。

四

《文镜秘府论》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对日本文化史、文学史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文镜秘府论》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它奠定了日本汉诗学的基础，它还对日本的悉昙学、歌学有着重要影响。
就悉昙学来说，《文镜秘府论》也是日本第一部著作。后来日本的学者讨论悉昙学问题，都要引用《秘府论》的材料。从信范《九弄十纽图私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到心觉《悉昙要抄》、杲宝《悉昙字记创学抄》，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跡。
就歌学来说，《文镜秘府论》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文镜秘府论》不是歌学，但是其中的内容与日本歌学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风体论。日本歌体论很多名目、分类方法，便直接仿自甚至取自中国诗学。“十体”是日本歌体的基本名目、基本分类，所谓“忠岑十体”、“道济十体”、“定家十体”。歌体而分类为“十”，称为“十体”，这当是受到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崔融《唐朝新定诗体》中“十体”的影响。日本歌体论的分类名目还有“八阶”。《喜撰式》有咏歌“八阶”。论体而称“八阶”，显然也源自编入《文镜秘府论》的“八阶”这一名目。就具体名目来说，《喜撰式》的咏歌“八阶”一些具体名目，如咏物阶、赠物阶、述怀阶、和歌阶等，显然也出自《文镜秘府论》的《八阶》。“忠岑十体”的“直体”，和《文镜秘府论》崔融《十体》中的“直置体”及《六志》的“直言志”相似。“忠岑十体”的“写思体”可能从《文镜秘府论》《八阶》中的“写心阶”仿脱而来。日本歌学风体论概念的内在涵义和《文镜秘府论》也有一致之处。当然，日本歌学风体论一方面受着中国诗学风体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毕竟又有自己新的东西，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一些源自中国的风体论有了新的内容，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风体范畴。但他们的发展，根源在接受中国诗学风体论影响。可以说，唐风的风体论是日本某些歌体的艺术源头，日本风体论是从仿学唐风开始的，而《文镜秘府论》是日本学人仿学唐风的一个重要途径〔39〕。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诗学的影响当然更为直接。这里主要看对属论。空海把对属论精心编入《文镜秘府论》，反映日本学人对汉诗形式特点的一种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形成了日本汉诗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些特点。律诗多，讲对仗的诗多。平安时代，村上天皇（947－968年在位）第六皇子具平亲王存诗48首中，七律13首，排律3首，七绝19首中4句全对仗有14首，存残句的12首诗全对仗。后三条天皇（1069－1074年在位）第三皇子辅仁亲王存七律21首，七排5首，残句诗4首，全部用对仗。菅原道真（845－903年）存诗五百3首，其中七律203首，五律96首，五、七言排律32首，计331首，其中还有全用对仗的一百韵的五言排律。大江朝纲（886－957年）存诗43首，其中七律25首，七排2首，计27首，残句10首中，用对仗的有8首。此后镰仓室町时代五山诗人虽多写七绝，但也有些诗人写有不少律诗。而到江户时代，律诗及其他主要用对仗的诗又占大多数或相当比例。如收入《诗集日本汉诗》的一些集子，《六如庵诗抄》收诗651首，其中七律206首，五律76首，五排8首，计290首。《宽斋摘草》收诗294首，其中五律93首，七律73首，五排4首，六律1首，计171首。还有《锦里先生集》、《玉山先生诗集》、《徂徕集》、《南海先生文集》、《古学先生诗集》、《绍述先生文集》、《草庐集》、《湛园诗集》等，都是这样。日本汉诗对仗工稳圆熟，对属形式多样化。的名对、异类对、平对、双声对、叠韵对、互成对这样一些常用的对仗形式自不必说，即使一些不常用的对仗形式，日本汉诗也能运用自如。比如双拟对、联绵对、字对、声对、邻近对、切侧对、奇对、回文对、字侧对、意对、含境对、偏对、双虚实对、总不对对等等，都可以举出一些例诗来。而在理论上，日本汉诗也探讨对属问题。作于平安时代的《作文大体》、作于江户时代的《诗辙》和《松阴快谈》，这些著作论对属，很多是以《文镜秘府论》所论为基础，同时有些问题也加进了他们新的理解，自《文镜秘府论》形成的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是深深的进入到日本诗学中去了〔40〕。

五

研究《文镜秘府论》对中日文化的影响，需要研究它的流传，而研究它的流传，首先需要研究它的传本。
传本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传本调查。现存传本，主要是日本的传本到底有多少？50年前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用了17种古抄本，2种版刻本。1984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六地藏寺藏《文镜秘府论》，卷末附月本雅幸所著“解题”又列有一传本目录，较小西甚一当年又更全，有以下23种：1、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全六卷，平安末保延四年（1138）写。2、成篑堂本，残地卷，平安末期写。3、三宝院本，全六卷，平安末期写。4、醍醐寺甲本，残天东西南四卷，平安末乃至镰仓初期写。5、醍醐寺乙本，残地卷，江户初期写。6、醍醐寺丙本，残北卷，文禄五年（1596年）写。7、高山寺甲本，全六卷，平安末长宽三年（1165）写。8、高山寺乙本，残天地东西北五卷，写于平安末镰仓初。9、高山寺丙本，残南卷，抄写年代与乙本同。10、仁和寺甲本，残天东西南四卷，镰仓初期写。11、仁和寺乙本，残北卷，江户初期写。12、三井高遂氏藏本，残北卷，镰仓中期写。13、宝寿院本，残天东卷，镰仓中期写。14、宝龟院本，残天地东三卷，嘉元元年即1303年写。15、正智院甲本，残天卷，镰仓中期写。16、正智院乙本，残天卷，室町末期写。17、正智院丙本，残地卷，写于镰仓后期。18、睿山文库天海藏本，全六卷，江户末期写。19 、田中穰氏藏本，完本六卷，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4）写。20、庆应义塾大学藏本。21、蓬左文库本。一册，江户中期写。22、彰考馆藏本，宽政三年（1791）写。23、版本，六册，宽文、贞享（1661－1684）间刊。这个传本目录，加上月本雅幸为之“解题”的六地藏寺本（全六卷，室町永正十六年（1519）写），则为24种。这24种，除“版本”外，都是古抄本。
这个数字当时是最全的。但据笔者1995年、1996年、1998年在日本的调查，这个统计有些问题。
一、有误。统计的23种古抄本中，有的只是别的抄本的影印本，其本身并不具有古抄本的价值，不是一种单独的古抄本。现在发现的，有月本雅幸所说的“庆应义塾大学藏本”。这个所谓“庆应义塾大学藏本”，其实只是“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的影印本。笔者去收藏地点，宫内厅和庆应义塾大学作过比较，发现这二个本子的页数、每页的内容、所有字迹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宫内厅本纸页蠹蚀得很厉害，庆应义塾大学藏本的纸质虽然看上去陈旧，纸本身却并未蠹蚀，只有看得出是影印上去的和宫内厅本形状一样的蠹蚀痕迹。另外，凡是宫内厅本用朱笔训点批注的地方，到庆应义塾大学藏本都变成了墨色。只是这个本子影印得很巧妙，初看确象一种原始抄本。後来我在高山寺调查写本时，见到了东京大学的月本雅幸教授，向他请教这一问题。他回答说，他并未去看过庆应义塾大学的藏本。疏误也就在没有亲自去看过。
二、有遗漏。我查知并看过的，还有几种本子。
一是松本文库本。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图书室松本文库。全6帖，共表纸粘叶装，高26.3厘米，宽19.1厘米，各卷封面外题左上角墨书“秘府论  天”“秘府论  地”……，右下角墨题“恭畏”，表纸里页有“京都大学928901图书”字样红色方印，内第一页标题下有“松本文库”红色方印。天卷末题“文镜秘府论”，地、东、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一校了”，西卷末题“一校了”，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北  一校了”。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左右，行楷抄写，有假名点和返点。封面所题“恭畏”为江户初名僧，可知为江户初之前写本。
二是豹轩藏昭和写本，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室。全六卷，另附《文笔眼心抄》，共分作三册，高28.6厘米，宽16.3厘米。每半叶12行，各行18字左右，有假名点和返点。这是铃木虎雄（号豹轩）先生原藏本，从字体看，可能即为铃木虎雄先生自笔校写。这个本子据高山寺本校正。最有价值的是铃木先生的夹注夹批。卷序为“天地东南西北”。内有栏眉和栏脚批注，校以“宫内省本”，“京都木版本”，地卷注“此一卷以南山正智院藏古写本一卷校订”，东卷注“此一卷以拇尾高山寺所藏古写本校合”，封面里页有京都大学藏书印，日期为“昭和29•3•31”即1954年。
三是义演写本。藏京都醍醐寺。残天、东、西、南、北5卷 。共表纸粘叶装。正文料纸鸟子。天、东、西、南各卷高24.3厘米，宽17.6厘米，有白界，界高20.6厘米，宽2厘米。北卷高24.3厘米，宽17.5厘米。天卷34叶，东卷30叶，南卷52叶，西卷54叶，北卷40叶。每半叶7行，各行17字左右。天、东、西、南各卷有假名点、返点，北卷无点。天、东、西、南各卷尾题各为“文镜秘府论  天”、“文镜秘府论  东”……，北卷尾题“对属法”，天卷末页里书：“天正廿载林鐘上浣，于金刚轮院南窗写功终，莫令散失矣\座主义演”。东卷末页里书：“时天正廿稔姑洗上澣求御作内外之论章愿早速写功之周备\染秃毫勿出闸之外矣\准三宫义演”。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年暮春下旬书定毕,座主（花押）（义演）出之”。西卷末页里书：“于时天正廿载孟夏上浣,以证本驰秃笔耳\ 义演”。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岁朱明中旬,此一卷以  大师御笔奉书写了（花押）（义演）记之”。天正二十年为1592年，此本为是年义演所写。
上面三种本子，松本文库本和豹轩藏本见著录于日本岩波书店1990年补订版《国书总目录》第7卷，而醍醐寺义演写本尚未见载籍著录。蒙醍醐寺长老的帮助，笔者于醍醐寺藏经室查到了这个本子。这三个本子，特别是义演写本，保存有草本、证本的重要资料，是一个重要写本，但研究者们似都遗漏了。
此外，还有写于1736年的维宝《文镜秘府论笺》18卷。这是人们知道的。作者维宝阿者梨（1687－1747）为高野山莲金院学僧。维宝笺本又有各种写本，所知的有：一、持明院本。写于安永二年（1773），18卷完本。原存高野山持明院，现存高野山大学。二、宝龟院本。残本，存卷三、四、六、七、八、十，藏高野山宝龟院。三、龙光院本。残本。存卷一至卷十。藏高野山龙光院。维宝笺本也应算一种流传的古抄本。
持明院藏《文镜秘府论笺》，高22•9厘米， 宽16厘米。共蓝皮表纸粘叶装。卷一34叶（另表纸1，封底1，下同），笺文每页10行，每行20字，本文每页10行，每行21字。卷二30叶，卷三38叶，卷四27叶，卷五29中，卷六27叶，卷七19叶，卷八22叶，卷九19叶，卷十30叶，卷十一27叶，卷十二27叶，卷十三28叶，卷十四28叶，卷十五28叶，卷十六34叶，卷十七35•5叶，卷十八36•5叶。笺注栏眉有注文，当为抄写者所为。注文大体为注明维笺所及古籍出处，可见抄写者不知此“经”为刘善经。有假名点，卷九以前为墨点，卷十以後有朱点，天卷《四声论》“经数闻”的“经”字，该本训“ムカシ”。当为江户末抄本。
以前我们以为《文镜秘府论》的传本都在日本。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要提到中国清末的杨守敬。杨守敬自1880年起五年间作为驻日公使随员在日本访书，是第一个访知《文镜秘府论》的中国人。他从日本带回二个本子，一个是江户刊本，另一个是古抄本。这个古抄本原为日本狩谷堂掖斋藏本，因为是杨守敬从日本访寻而得，漂洋过海，携回中国，我们因此把它称之为“杨守敬本”。此本原藏北京故宫大高殿，1930年储皖峰作《文二十八种病》，曾用这个本子作过校勘。抗战期间，此本和故宫其它文物一并南迁，数度迁徙，漂泊万里，最後落于台湾，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笔者蒙各方仁士相助，历时近二年，在台湾找到这个本子。此本写于日本镰仓时期，残东、西二卷一册。封面题署：“古抄文镜秘府论”。内第1叶阳面正中题署：“文镜秘府论古抄零本二卷”，其左稍小字题：“此亦狩谷望之所藏有掖印也”。左下角有小长方八方印，印文为：“掖斋”，右下角有方形印章，印文为：“星吾海外搜得秘笈”（杨守敬字惺吾）。第1叶里页有杨守敬像，左上方有小长方印，印文为：“星吾七十岁小像”，左下角有阴文方印，文为：“杨守敬印”。正文东卷27叶，西卷为残卷，包括封面33叶，文至“第二十三落节”“又咏春诗曰”。西卷封面左上解题署“文镜秘府论西”，右下角墨书“绍惠”二字。正文每半叶7行，各行十六、七字。无点。
因此，《文镜秘府论》的传本，小西甚一统计有19种，其中抄本18种，版本1种。月本雅幸统计24种，其中抄本23种，版本1种。庆应义塾大学藏本不当算一种传本，因此月本雅幸统计实有23种。这23种，加上新找到的松本文库本、豹轩本、义演写本、杨守敬本等4种，应当计有27种，其中抄本26种，版本1种。另外还有维宝《文镜秘府论笺》的几种抄本。
还有多种版刻单行本、校注单行本，和收入全集和丛书的活字刻本、校注本。如，明治年间刊京都永田调兵卫刻本。全6卷。这个刊本似为江户时代宽文、贞享年间刊本的翻刻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这个刊本，作3册，每册首页有“滨雄藏书”的红色印记。
如日本明治三十三年（1900）壶井国三编《弘法大师全集》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祖风宣扬会编《弘法大师全集》本，大正十年（1921）池田芦洲编《日本诗话丛书》本，昭和十一年（1936）编《真言宗全书》本《文镜秘府论笺》，昭和二十八年（1953）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1978年同朋舍出版《弘法大师全集》本，1986年筑摩书房《弘法大师全集》本兴膳宏译注《文镜秘府论》，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定本弘法大师全集》本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先生校勘《文镜秘府论》。
中国大陆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还有中华书局将出版的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这是留存的。未见留存的，有空海自笔“草本”。“草本”今已不存，现存古抄本特别是三宝院本夹注中，常提到 “草本”，或尊称“御笔”、 “御草”、 “御草案本”等等，这特指空海自笔草本。
还有一种是“证本”。“证本”未见留存，现在所能掌握的，是现存古抄本特别是三宝院本夹注中保留的“证本”痕跡。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说他所统计的“证本”材料计54处，其中天卷15处，地卷5处，东卷21处，西卷13处。笔者一一另作了统计，当有67处，其中天卷20处，地卷5处，东卷25处，西卷17处。“证本”本是日本校勘学的一个专有用词，在《秘府论》的流传史上，它应该是特指一种本子。这种本子，保留了“草本”一些痕跡，但其西卷删去了水浑、火灭二病，总只有二十八种病，“草本”其他许多重要内容也未保存，因此“证本”不等于“草本”。它是比较多的依据修订后的内容抄定的一种本子。除没有水浑、火灭二病，没有“草本”一些夹注外，有18处别本作大字正文而“证本”作双行小字注文，有10处别本另行抄写，而“证本”未另分行，而是紧次于上行之下书写。保留“证本”材料最早的本子是宫内厅本。宫内厅本抄于1138年，“证本”是抄于这之前的一种本子。“证本”的抄写者，可能是为空海编《性灵集》的大弟子真济，也可能是空海的外甥智证大师圆珍。“证本”对后来一些传本影响比较大〔41〕。
现存一些传本（主要是古抄本）的夹注中，还提到“点本”、“别本”、“或本”、“异本”、 “イ本”。“点本”可能指加有训点的本子，抄于平安时的现存传本有的不加训点。这些本子都抄于平安末以前，都未见留存。
此外，据《埼玉名家著述目录》，尚有行愿（1751－？）《文镜秘府论冠注》15卷，仁和寺本题记还提到一个“醒醐寺报恩院本”。这也未见留存。
《文镜秘府论》之后，悉昙学在日本得以发展。安然、明觉、宽智、心莲、信范这些日本悉昙学者，他们在阐述自己的悉昙学理论时，都利用了《文镜秘府论》的材料。他们所用的是我们所知的（未存的和现存的）这些本子呢，还是另外一些本子，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用过一些本子。

六

传本研究的又一个问题是传本系统。
空海自笔“草本”当然是最早的本子，是一切传本的源头。“草本”可能有过提纲。成篑堂本地卷本文和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各有一个地卷卷首〔42〕，这两个卷首，就当是“草本”提纲性质的东西。
把“草本”删削修改后的内容抄定，应该就是修订本。但是，从各种跡象看，空海并没有亲笔另行抄定。他的初稿（包括提纲）和修改删削，都在同一份稿页上。他的大师地位，他的作书习惯，当时繁杂的事务，都决定了他不会也不太可能花时间工工整整的把修改后的内容另行抄定。把“草本”抄定，是后人的事。
但是，“草本”有些地方字体、书写格式都比较随意，有的甚至辨不出哪是修改前的内容，哪是修改后的内容，哪些该删，哪些该补，因此有了好几种抄定本。有的保留了“草本”的一部分痕跡，我们姑称之为“草本抄定本A”。有的则保留了“草本”的另一部分痕跡，姑称之为“草本抄定本B”。有的多保留修订后的内容，而把修订前的内容删去，姑称之为“修订抄定本”。
这些本子，宝寿院本、宝龟院本（东）和六地藏寺本属同一系统。这一系统，比较多的保留了“证本”面貌，特别是它们的东卷。六地藏寺本可能还与“草本”参校过。这一系中，宝寿院本和六地藏寺本关系更为密切。六地藏寺本应是直接承传宝寿院本或它的忠实转写本。和宝寿院本关系密切的，还有正智院乙本。
义演写本西卷卷末有题记，明确说所据为“证本”。这个本子西卷在一些重要之处与属“证本”的六地藏寺本异文相同，也印证了这一点。但义演写本和六地藏寺本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分属“证本”系统内不同的子系统。和义演写本同一子系统的，还有醍醐寺甲本西卷和仁和寺甲本西卷。这三个本子有许多独有的异文。但这三个本子也和其他本子参校过，所以把“证本”之外的水浑火灭二病收录进来，但其排序仍按二十八种病，与“证本”合。
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祖风会全集本以及醍醐寺乙本当属一子系统，这几个本子有许多共有乃至独有的异文。这几个本子和“证本”有密切联系，有不少和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共有甚至独有的异文。这几个本子有几条其他本子未录的草本资料，说明这几个本子和某一系草本转写本（姑称之为草本转写本B）参校过。这几个本子和一般修订本也有某种联系。这是混合程度较大的几个本子。
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的天、东、南、北卷，宝龟院本的天卷，仁和寺乙本和醍醐寺丙本（均残北卷），还有义演写本的天、东、南卷，当属一系。这几个本子都有不少共有乃至独有的异文。这几个本子，也偶见留存“草本”材料，如保存水浑、火灭二病。此外，基本未见“草本”痕跡，也未见“证本”那种带特徵性的异文。这一系当属“修订抄定本”一系。未存的“报恩院本”也当属这一系。这一系统中，醍甲、仁甲、宝龟院本（天卷）、义演写本天东南卷为一小支，醍丙、仁乙本、报恩院本又当是一支系。
这之外的本子，又有几种类型。
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为一类。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全六卷独有的异文实在太多了，天海藏本应是三宝院本（或它的转写本）的忠实转写本。三宝院本保存“草本”材料最多。现在所知的“草本”材料，除少部分保存在宝龟院等本的地卷外，基本上载录在三宝院本。另外，它还和证本、点本、或本、异本、イ本等本校录过。三宝院本是以“草本”为基础，综合其他本子材料最多的一个本子。但它校录的“草本”资料，和松本文库等本的不同，所据当为“草本”另一系的转写本，我们姑称之为“草本转写本A”一系。和三宝院本有密切关系的是成篑堂本。三宝院本地卷的祖本可能即是成篑堂本，至少直接参校了成篑堂本，或者两个本子同有一个祖本。属于这一系统的，还有正智院本甲本、新町三井家本、义演写本北卷。
宫内厅本、高山寺乙本、高山寺丙本和正智院丙本为一类。宫内厅本见过“证本”，校录时，“证本”就在案头，但它完全未从“证本”，不但不用，而且似乎有意排斥“证本”。它校录所据当为“草本”和“修订抄定本”。就与“草本”关系来说，宫内厅本近于三宝院本一系，校录的“草本”异文，除个别者外，均见于三宝院本。至于松本文库本一系所用的“草本”异文，一概未用。就“草本”和“修订抄定本”两者，宫内厅本似更近于“修订抄定本”。校录了一些“草本”异文。三宝院本中还有很多“草本”异文宫内厅本未予校录。这原因，就因为宫内厅本更近于“修订抄定本”。 “修订抄定本”一系中，宫内厅本、高山寺乙本等又与属这一系统的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写本不同。前者与后者很少共有特别是独有的异文。醍醐寺甲本等用的是一类祖本，宫内厅本等则用的这一系的另一类祖本，同时校录三宝院本一系的“草本”异文。这是宫内厅本一系的主要特点。
宝龟院本地卷是很特别的一种本子。它用了三宝院本一系的“草本”材料。但一些“草本”异文，则不见于三宝院本，而见于松本文库本一系。宝龟院本写于一三○三年，比松本文库本等要早三百年。宝龟院本地卷属“草本转写本B”一系中现存较早的本子。
尚有未存的行愿（1751－？）《文镜秘府论冠注》较维宝《文镜秘府论笺》（作于1736年）晚。这个本子为15卷，疑受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分18卷的影响，或者原为18卷，而残15卷，若然，则行愿《冠注》当属维宝《笺》一系。但行愿《冠注》也可能据天卷序“总有一十五种类”而分15卷，若然，则其属哪一传本系统无法考证。
这是《文镜秘府论》传本及其系统的大致面貌〔43〕。

七

需要研究的又一问题，是《文镜秘府论》的流传范围问题。
只有流传开来，才能发生影响，而《文镜秘府论》的流传比较特殊。江户以后，《文镜秘府论》有版刻本，可以知道它流传范围较广，但在这之前，《文镜秘府论》都是单本抄本，那时是怎样流传的？那时流传范围怎样？
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有个观点，以为江户以前《文镜秘府论》只在真言宗范围内流传。如果真是这样，只限于真言宗范围，《文镜秘府论》的流传范围就很有限。
说江户以前《文镜秘府论》只在真言宗范围内流传，有很多疑点。
笔者考察过的“证本”问题就是一个疑点〔44〕。从一些情况推想，“证本”的抄写者可能是智证大师。智证大师便不属于空海的真言宗，而属于与真言宗相对立的天台宗，是天台宗的五世座主。如果“证本”的抄写者真的有可能是智证大师，那就可以说明《文镜秘府论》的流传从一开始就不限于真言宗的范围。
宝龟院本的抄写也是一个疑点。宝龟院本地卷有“嘉元元年癸卯九月二日于和泉国大岛郡土师乡大福寺书了  圣惠”的题记。从题记看，宝龟院抄写于嘉元元年即1303年，抄写地点在和泉国大岛郡土师乡，抄写者是一个叫圣惠的和尚。这就为了解这个本子的流传范围提供了线索。查这时净土宗西山流有一著名学僧也叫圣惠，生于1239年，卒于1304年，年代与抄写宝龟院本的那个圣惠生活年代相合。净土宗的这位叫圣惠的学僧也在和泉国一带生活。净土宗的这个圣惠会不会就是抄写《文镜秘府论》宝龟院本的那个圣惠呢？如果这点能进一步证实，那也可以说明《文镜秘府论》的流传不限于真言宗之内，因为这抄写者圣惠就是净土宗的学僧。
疑点之三，当时哪些人可能接触到《文镜秘府论》？江户以前，《文镜秘府论》主要被收藏在寺院，中国古代一些寺院是俗家文人会聚的场所，日本古代的寺院有没有这种情况？江户以前有没有俗家文人可能去看寺院的经藏典籍？在看寺院经藏典籍的时候接触到《文镜秘府论》。与此相联系的是收藏地点。从江户以后的收藏《文镜秘府论》情况看，不仅寺院有收藏， 私家也有收藏。江户以后如此，江户以前有没有私家收藏《文镜秘府论》？日本古代有不少大名兴学校好藏书，一些大名的藏书后来成了著名的文库，现在仍收藏有一种《文镜秘府论》古抄本的名古屋蓬左文库就是一例。那么，江户以前《文镜秘府论》有没有可能进入这类文库？如果进入了这类文库，俗家文人接触《文镜秘府论》就又有了一条途径。江户以前真言宗以外的人不接触《文镜秘府论》，一些现象不好解释。比如“九意”的影响问题。人们都已注意到“九意”对日本平安朝歌集部类有影响。“九意”影响到歌集，很有可能是通过《文镜秘府论》这一途径，因为这是最便捷的。如果是这样，平安朝歌集的编集者们就应该通过某种途径接触过《文镜秘府论》。这途径可以想到的有二条，一是直接去寺院看《文镜秘府论》，二是《文镜秘府论》流传到俗家文库，文人们通过俗家文库这一途径接触到《文镜秘府论》。不论哪一个途径，都说明《文镜秘府论》的流传不限于真言宗的范围，甚至也不限于寺院僧家的范围。
这一问题，目前只能提出一些疑点，一些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八

研究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对《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是一重要工作。这里顺便谈谈对这一著作的整理情况。
对《文镜秘府论》的整理，在日本重要的有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分《研究篇》上、下及《考文篇》）〔45〕、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及《札记续记》和《校勘记》〔46〕、兴膳宏译注本〔47〕、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本〔48〕。中国重要的有周维德校点本和王利器校注本〔49〕。这些成果，或奠基拓荒，或考录细致，或注释详尽，或多有创见，都各有成就和独特的价值。但都有些问题。
一、除小西甚一外，均未作传本调查。有的所用底本不精，校本不全。特别是国内王利器本，所据底本江户刊本的明治翻刻本，时代既晚，且多讹误，所用校本材料，除个别外，均转据日本加地哲定整理维宝《笺》时的注中引文，二次转手，很不可靠。兴膳宏译注和中泽希男校勘记，都只用二种原始抄本。小西甚一作了传本调查，在当时所用本子最多，但也未能收罗完备，特别是“证本”系统的几个本子，未能加以注意。
二、一些本子校勘不精。特别是中国王利器校注本等二个本子，原文有重要遗漏，典型的是地卷《九意》篇漏了四句原文，一般文字的讹误也不少。日本的维宝《笺》本无所谓校勘。小西甚一《考文篇》也有不少疏误。如天卷《调声》“天真宛媚为上”句，“媚”误作“美”。天卷《七种韵》“七同音韵者”，脱“此上第五字还是席此无妨也”12字。地卷《十四例》“十四轻重错谬之例”句下醒醐寺乙本有“十四避忌之例诗曰何况双飞龙……，王子亦龙飞”31字的双行小字注，此注之下，《考文篇》脱“御草本销之”5字。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园圃是其对”，脱“园圃是其对”5字。“第五互成对”“若两字一处用之”句，脱“两字”二字。“第十七侧对”“与龙为对”句下，脱“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10字。一般的疏误还有一些。
兴膳宏本、林田慎之助本校勘较精，但兴膳宏译注本个别地方与原始抄本差异甚大，如天卷《调四声谱》之韵纽图，误把“光广珖郭戈果过”置于“光广珖郭戈果过”之前，这一地方未见版本根据，也未见有其他根据。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本用三宝院本为底本，但三宝院本夹注中有的资料也未校录，如地卷《九意》“夏意”“发语号咷”句，“咷”旁三宝院本注“徒劳反大咲也”，同“夏意” “折藕相嫽”，“嫽”字旁三宝院本注“理沼反好貌也”，这样的材料未予校录。
三、资料多不全。一些整理本本不以汇录资料为宗旨，固不待言。即使资料最全的小西甚一本，也有好几种抄本未能见到，其中资料未能汇录，即使校录过的抄本，也有遗珠之误。
四、注释上也有问题。作了全面注释的三家中，维宝之笺多有误，特别是原典考据，非其所长。王利器本最为详尽，但一般辞语注得多，最需要出注的一些诗文理论概念反而未注，许多原典出处未注，多有误注或注不达意之处。兴膳宏译注多精辟之见，但体例所限，时人诸多新见无法汇录。
笔者自1995年起，两赴日本，用近二年时间，深入山林寺院等处，又查询于台湾，费尽周折，查清现藏于日本和台湾的所有抄本，收集并清理了国内外的有关成果,在此基础上，完成120万字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为中国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正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一120万字的新整理本有以下内容：
一、经重新校定的“本文”。
二、“校记”。包括：1、各传本上异文及其他有校勘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2、前人对异文的考订校勘成果，3、笔者对异文的考辨意见。
三、“考释”。包括：1、所编中国诗文论著作之出典、作者、年代、原典面貌，空海自写文字，後来抄写者补注等其他文字等原典考。2、所载中国诗文论重要作者生平、著述之简介考证，所引诗文作品出处。3、辞语，特别是诗文论专用术语溯源和阐释。4、相关的其他典籍及问题的必要考证注释。
四、“附录”，包括：1、日本悉昙学、汉诗学、歌学及中国典籍中的相关原始资料，2、《秘府论》的约略本《文笔眼心抄》的校注。
这一新整理本有以下特点：
一、底本精，校本全。底本为宫内厅本全六卷为底本，这一本子，抄于日本平安末保延四年（1138）或稍前，为目前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也是最好的本子之一。另用22种古抄本、3种版刻本作校本。这当中，有几种重要抄本以前未被学界所知，是笔者从日本寺院及台湾等处新找到的。
二、本文可靠。由于底本精，校本全，加上总结吸收迄今为止校勘整理的成果，予以重新全面考订，凡前人疏误之处均予勘正，因此本文比较可靠。
三、资料全。校本最全之外，各传本上包括所有异文，以及正文之外的夹注文字、删消涂改痕跡等，传本之外相关的其他原始资料，只要有校勘研究价值，均予汇录。前人考证注释成果，凡可依据或可备一说者，尽量广采博取。资料之丰富完备，目前为止当无过其右。
四、有独立性的工作。一些问题，作了必要的考辨和新的解释。前人误说之处，尽量予以修正。关于《文镜秘府论》所引材料的原典、诗文论及音韵学概念，有一些新的考证。如天卷《调四声谱》中韵纽图夹注中音注材料的原典，对天卷《调四声谱》“纽玉篇云女九切结也束也”十一字出典年代，《九意》作者，《文笔式》作者及年代、八体与“八病”，沈约与“八病”关系，王昌龄《诗格》真伪，《秘府论》常见的“释曰”以下文字是否为空海所作，《二十九种对》前十一种对引用内容典据等问题。天卷《调四声谱》韵纽图的解释，地卷《十七势》“谜比势”，《十体》“菁华体”，《八阶》“返酬阶”、 “援寡阶”、 “和诗阶”，东卷“的名对”、 “双拟对”、 “联绵对”、 “回文对”、 “邻近对”、 “含境对”、 “背体对”，西卷“落节”病等概念的解释，等等。

①、空海从其舅学文章时间，一说15岁，一说入京初，在12岁。前说据《三教指归》、《续日本后纪》等，后说据《御遗告》、《高野大师御广传》等。可能《指归》约其终，《遗告》举其初。也可能空海12岁时，身为伊豫亲王学士的外舅知其喜为佛门弟子，于归省时教育他“纵成佛弟子，不如暂学文章”，于是“依彼教先读《论语》、《孝经》等”（《高野大师御广传》，据《弘法大师年谱》，《真言宗全书》第38卷）。15岁入京，始依其舅更为系统地学文章。
②今存《聋瞽指归》空海真跡，其序末署“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延历十六年为797年，时空海24岁。但据《御遗告》，则是“经游大学”，“因兹作《三教指归》”，时在791年，空海18岁。这里说的《三教指归》，当指其草本《聋瞽指归》。《三教指归》是《聋瞽指归》的修订本。可能《聋瞽指归》作于18岁时，而修订于24岁时，“于时平朝御宇圣帝瑞号延历十六年穷月始日”的注记，是修订时补记的。守山圣真的解释（见其著《弘法大师传》，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73年版）是可取的。
③祖风宣扬会《弘法大师全集》第3卷。
④见《性灵集》第4卷。
⑤《性灵集》第5卷。
⑥《性灵集》第3卷。
⑦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日本大八洲出版社1948年）：“所谓‘一多’是一人以及多人之义。指“一个特别热心的后生”，“让人想到真济”。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一）（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篇第4卷，1955年）：“所谓‘一多后生’即‘一个优秀的后辈’的意思。”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一多後生，谓持一多法界说之后辈也。”
⑧见内藤湖南《弘法大师的文艺》（弘法大师の文艺），明治四十五年（1912）6月15日弘法大师降诞会讲演，《日本文化史研究》，1924年；《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69年。
⑨加地哲定《文镜秘府论概说》（一），《密教研究》第26号，1927年。
⑩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
⑾《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作于弘仁二年，《献杂文表》作于弘仁三年。
⑿见该年作《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性灵集》第3卷。
⒀据守山圣真《弘法大师传》第25章“弟子传”。
⒁小西甚一的分析，见《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
⒂参守山圣真《弘法大师传》第二十五章“弟子传”。
⒃《性灵集》第3卷。
⒄《建立金刚峰寺最初劝请镇守启白文》作于弘仁十年五月三日，知此时始着手建立高野山伽蓝金刚峰寺。
⒅见《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
⒆作“声谱、调声、八种韵、四声论（天）；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六志（地）；二十九种对（东）；文三十种病累、十种疾（西）；论文意（南）；论对属（北）”。
⒇作“调四声谱、调声、八种韵（天）；六义、十七势、十四例、二十七种体、八阶、六志（地）；二十九种对、七种言句例（东）；文二十八种病、笔十病、笔二种势（西）；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南）；句端（北）”。
〔21〕此说见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末附“解说”。
〔22〕一些诗题及撰者未详、年代无考的佚诗，也不会超出魏晋六朝至唐的范围。另外，我们把一些假作诗也作为佚诗。
〔23〕均为五言诗，五言绝句诗“胡风迎马首”四句，唐陈闰《罢官后却归旧居》八句、唐张谓《题故人别业》八句、梁何逊《伤徐主簿》四句、“一旦辞东序”四句、“提琴就阮籍”四句、唐元兢《于蓬州野望》八句。其中，五言绝句诗“胡风迎马首”末二句为唐郭震五言律《塞上诗》，或疑作者截郭震句而为之。
〔24〕其中五言四首，计十六句，为“看河水漠沥”四句、“羁客意盘桓”四句、“望野草青青”（四句、“今朝是何夕”四句，三言杂言二首二十句，为“不知羞”八句、“不知羞”十二句。
〔25〕《十七势》引五言佚诗二十七首七十二句，为王昌龄《寄驩州诗》二句、又《见谴至伊水诗》二句、又《题上人房诗》二句、又《送别诗》“春江愁送君”二句、又《送别诗》“河口饯南客”二句，王昌龄《上同州使君伯诗》四句、又《上侍御七兄诗》六句，王昌龄《登城怀古诗》二句、又《客舍秋霖呈席姨夫诗》二句、又“孤煙曳长林”诗二句、又《送鄢贲觐省江东诗》二句，王昌龄《留别》四句、又《旅次盩厔过韩七别业》六句，王昌龄《赠李侍御》四句、又“眇默客子魂”四句、又“迁客又相送”二句，崔曙诗“夜台一闭无时尽”四句，王昌龄《送别诗》二句、又“日夕辨灵药”二句、又“墟落有怀县”二句，李湛诗“此心复何已”二句，李湛诗“云归石壁尽”二句，崔曙诗“田家收已尽”二句，王昌龄诗“时与醉林壑”四句，王昌龄诗“桑叶下墟落”四句，王昌龄诗“青桂花末吐”二句，王昌龄《送友人之安南》“还舟望炎海”二句。
〔26〕地卷《十体》存五言佚诗九首十八句，为“映浦树疑浮”二句、“四邻不相识”二句、“侵云蹀征骑”二句、“歌前日照梁”二句、“泛色松煙举”二句、“寒葭凝露色”二句、“青田未矫翰”二句、“曲沼疏秋盖”二句、“积翠彻深潭”二句。
〔27〕《八阶》存五言佚诗十六首五十四句，为“双眉学新绿”四句、“洒尘成细跡”四句、“心贞如玉性”四句、“合瞑剌缝罢”四句、“有鸟异孤鸾”四句、“丈夫怀慷慨”四句、“命礼遣舟车”四句、“插花花未歇”四句、“盛夏盛炎光”二句、“清阶清溜泻”二句、“施朱桃恶采”二句、“皓雪已藏晖”二句、“女萝本细草”四句、“愁临玉台镜”二句、“花桃微散红”四句、“风光摇陇麦”四句。
〔28〕《六志》存五言佚诗6首24句，为《屏风诗》四句、《赠别诗》四句、《幽兰诗》四句、《赋得鲁司寇诗》四句、《田家诗》四句、《美人诗》四句。
〔29〕东卷《二十九种对》及《笔札七种言句例》存五言佚诗三十五首八十四句，为“手披黄卷尽”六句、“鲜光叶上动”四句、“月映茱萸锦”四句、“翠苑翠丛外”四句、“乍行乍理发”二句、“结萼结花初”二句、“煙离离万代”二句、“霏霏敛夕雾”四句、“视日日将晚”二句、“天地心间静”四句、“玉钗丹翠缠”二句、“青�暗け潭取倍�句、“鲤跃排荷戏”二句、“琴上丹花拂”二句、“褭褭树惊风”二句、“皎皎夜蝉鸣”二句、“汉月朝朝暗”二句、“月蔽云曬曬”二句、“妾意逐行云”二句、“团团月挂岭”二句、“花承滴滴露”二句、“山风晚习习”二句、“飋�跛暌跸�”四句、“五章纷冉弱”二句、“徘徊夜月满”四句、“何用金扉敞”二句、“原风振平楚”二句、“彤驺初惊路”二句、“忘怀接英彦”二句、“翠微分雉堞”二句、“自得优游趣”二句、“雾开山有媚”二句、“燥尘笼野白”二句。
〔30〕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存五言佚诗四十二首一百二十四句，为“芳时淑气清”二句、“山方翻类矩”四句、“朝云晦初景”四句、《高宴》二句、“可怜双飞凫”四句、“拨棹金陵渚”四句、“游鱼牵细藻”四句、“搴帘出户望”四句、“夜中无与悟”四句、“鱼游见风月”二句、“元生爱皓月”四句、“云生遮丽月”四句、“抚琴起和曲”四句、“心中肝如割”四句、梁简文帝诗“轻霞落暮锦”二句、《春诗》二句、又“斜云朝列陈”二句、《闺怨》诗二句、又“怨心千过绝”二句、《秋诗》二句、又“玉轮夜进辙”二句、《寒诗》二句、又“狐裘朝除冷”二句、《述怀诗》二句、又“夜夜怜琴酒”二句、“苏秦时剌股”二句、“剌股君称丽”二句、《对酒诗》二句、又“满酌余当进”二句、“人人皆偃息”二句、“玉绳耿长汉”四句、《咏月诗》八句、《忆友诗》六句、《秋诗》四句、《咏秋诗》四句、“远岫开翠雰”二句、“从风似飞絮”四句、“晨风惊叠树”二句、“雾生极野碧”二句、顾长康诗“山崩溟海竭”二句、周顒诗“二亩不足情”二句、庾信诗“两戍俱临水”二句。三言佚诗一首三句，为王彪之《登冶城楼诗》。
〔31〕《文笔十病得失》存五言佚诗二首四句，为“澄晖侵夜月”二句、“功高履乘石”二句、“《离骚》咏宿莽。”一句。
〔32〕南卷存五言佚诗二首十句，为“天籁万物性”二句、“明月下山头”八句。
〔33〕北卷存五言佚诗一首二句，为“寒云山际起”二句。
〔34〕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收录佚文八篇三十句，为北魏温子昇《广阳王碑序》四句、北齐邢邵《老人星表》四句、北齐魏收《赤雀颂序》四句、南齐谢脁为《鄱阳王让表》四句、梁任昉《范云让吏部表》四句、梁刘孝绰《谢散骑表》四句、后汉孔融《与族弟书》四句、后汉阮瑀《止欲赋》二句。今存其他文献存在它的另一些佚文的为北齐邢邵《老人星表》、梁任昉《范云让吏部表》、后汉阮瑀《止欲赋》。
〔35〕《文笔十病得失》收录佚文三十三篇二百零八句，为“嵩巌与华房迭游”二句、“玄英戒律”四句、“设醴未同”四句、“梦中占梦”八句、“聚敛积宝”八句、“剌是佳人”一句、“云汉自可登临”一句、“袭元凯之轨高”一句、“高巘万仞排虚空”一句、“盛轨与三代俱芳”一句、“犹聚鹄之有神鵷”一句、“三仁殊途而同归”一句、“偃息乎珠玉之室”一句、“雷击电鞭者之谓天”一句、“润草沾兰者之谓雨”一句、“定州跨蹑夷阻”四句、“原隰龙鳞”四句、“播尽善之英声”四句、“倾家败德”四句、“西辞酆邑”二句、“西辞酆邑”二句、徐陵《殊物诏》四句、“藉甚岐嶷”二句、“永嘉播越”二句、“六郡豪家”四句、“历数已应”四句、“鉴观上代”四句、任孝恭书“昔锺仪恋楚”八句、邢邵《高季式碑序》四句、魏收《文宣谥议》四句、任孝恭书“学非摩揣”四句、徐陵《定襄侯表》八句、魏收《赤雀颂序》四句。其中魏收《赤雀颂序》两处引录篇名重出。
〔36〕北卷收录佚文十七篇四十六句，为“圆清著象”二句、“七耀上临”二句、“轩辕握图”四句、“乾坤位定”四句、“芝英蓂荚”四句、“日月扬光”二句、“便娟翠竹”四句、“自兹以降”二句、“布在方策”二句、“我之居此”二句、“望之于君”二句、“委之三府”二句、“魏魏荡荡”二句、“轩辕之世”四句、“鲋离东海”四句、“等毛嫱之美容”二句、“摧鲸鲵如折朽”二句。
〔37〕《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版。
〔38〕傅璇琮《王昌龄事跡考略》，收入《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
〔39〕关于这一问题，详参拙稿《〈文镜秘府论〉与日本歌学风体论》，《日本研究论集》第5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40〕这一问题，详参拙稿《〈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江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41〕参拙稿《〈文镜秘府论〉“证本”考》，《国学研究》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42〕拙稿《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
〔43〕关于《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系统，小西甚一也有考证，见《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但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和小西甚一的看法不同。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另有详细论述，参拙作《〈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南开学报》1998年第1期），《关于〈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系统》（日本《立命馆文学》563号，2000年），《〈文镜秘府论〉“证本”考》，《国学研究》第8辑，2001年）。
〔44〕参《〈文镜秘府论〉“证本”考》，《国学研究》第8辑，2001年）。
〔45〕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日本大八洲出版社1948年；《研究篇下》，日本大八洲出版社1951年；《考文篇》，大日本雄辩讲谈社，1953年。
〔46〕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一、二、三、四），《斯文》第16编第7、8、10号，第17编第2号，1934－1935年。《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一、二、三），《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篇》第4、5、6卷，1955－1957年。《文镜秘府论校勘记》（一、二、三），《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篇》第13、14、15卷、1964年、1965年、1966年。
〔47〕兴膳宏译注《文镜秘府论》，《弘法大师全集》第5卷，筑摩书房1986年。
〔48〕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勘《文镜秘府论》，《定本弘法大师全集》第6卷，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
〔49〕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