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定光佛信仰宗教性质辨析
谢重光

内容提要：定光佛信仰在闽台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有人将其宗教性质定为摩尼教绪遗或摩尼教师僧，本文通过详赡的考证，驳斥了定光佛信仰属摩尼教的说法，论定定光法师是兼修密教的云门宗禅僧，流行在闽台客家地区的定光佛信仰属于带有浓厚密教色彩的民俗佛教。
关键词：定光法师  定光佛信仰  摩尼教  禅密兼修  民俗佛教
作者谢重光，男，1947年生，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中心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闽西定光佛，或称定光古佛、定光老佛、岩前菩萨，是闽西及其周围地区客家民众的保护神。这一古佛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俗姓郑，名自严，泉州人，年十七在本郡出家为僧，其后在豫章、庐陵、太和、梅州、武平、南康、汀州一带修学和行道。于宋初乾徳二年（964）驻锡武平县之南安岩，开辟道场，显示神通，深受民众敬信，死后被神化，成为以闽西为中心的客家地区民众信仰膜拜的“佛祖”、“古佛”。明清时期，闽西客家移民台湾，又把定光佛崇拜带到台湾，因而定光佛至今在台湾客家居民（主要是汀州客）中还有重大的影响。
关于定光佛信仰的形成、传播及其宗教性质，笔者曾撰《客家民俗佛教定光佛信仰研究》 、《佛教的外衣，道教的内容——福建民俗佛教论略》 等文作了阐述，认为定光佛信仰属于民俗佛教，与唐宋时福建的三坪祖师、扣冰古佛、清水祖师等祖师、古佛一样，都杂有大量巫术和道法的内容，具有“佛皮道骨”或“佛道不分”的宗教性质。
但也有些学者把定光佛信仰与摩尼教联系起来，称定光佛为“‘吃菜事魔’之摩尼教绪遗” ，或曰定光佛是“佛教其表，摩尼其内”的“摩尼教师僧” 。检其根据，则基本上仅据定光佛身穿“白衣”一端，或从古籍记载定光佛“白衣而不褐”衍生出 “白衣、白帽、白履”  ，以此就把定光佛指为摩尼教绪遗或摩尼教师僧，这样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据《临汀志》 ，定光大师出家于泉州建兴寺契缘法师。契缘法师的宗派不详，庐陵西峰寺则是一所著名的禅寺，属于云门宗，定光法师郑自严即该寺第六代传人圆（圜）净大师的弟子，对此，宋釋惠洪和元人刘将孙都有明确记载。惠洪《林间录》卷下曰：
南安岩俨和尚，世传定光佛之应身也。异迹甚多，亦自有传，然《传》不载其得法师名字，但曰西峯而已。西峰在庐陵，真庙时，有云豁禅师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见云门，当时龙象无有出其右者。
惠洪另一著作《石門文字禪》卷18有一条“南安巖主定光古佛木刻像賛”的记事，亦曰：
僧彦珣自汀州来，出示定光化身木刻像，平生偈语百余首，皆称性之句，非智识所到之地，真云门诸孙也。
惠洪的时代离定光佛不远，他的记载有的得自耳闻目睹，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元人刘将孙是庐陵人，他父亲及其本人都曾在汀州为官，对定光佛的事迹知之甚详，其所撰《西峯宝龙祥符禅寺重修记》略曰：
庐陵城中诸禅现大神通道场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圜凈禅师。圜凈则西峯之第六世也。
此外，《临汀志•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引黄庭坚对定光佛的赞语曰：“今得云门拄杖，打破鬼窟灵床”，对于定光佛出身云门宗，亦可资佐证。综观上述诸项记载，可知定光法师确是西峯圜凈禅师的法裔，其属云门宗系统的禅僧自无可疑。
又据《临汀志》，定光大师临死时，招集徒众说：“汝等当知妙性廓然，本无生灭，示有去来，更言何事？”谈论的是性空、本无之类的禅家妙理；“言讫，右胁卧逝”，也是一般禅师圆寂时的正常姿态。这些言行，都与定光大师作为禅僧的身份相符。
定光佛的根本道场是武平县南安岩均庆寺。刘将孙在汀州任官时，作有《汀州路南安岩均庆禅寺修造记》，记载道：
大徳癸卯（1303），有㫖诵经。环一郡六邑，惟南岩均庆禅寺定光古佛道场有新蔵。于是陪府公莅焉。贝叶新翻，列函严整，宝轮炫耀，栋宇高深。龙蛇通灵，护持显赫。
可见定光佛的道场均庆寺为禅寺，寺中有新蔵的贝叶经函，而寺院雄伟壮观，“宝轮炫耀，栋宇高深”，为标准的佛教寺院，在时人眼中都是毫无疑义的。几年之后，由于临近数郡官员和百姓的大力施舍护持，寺院又陆续新建了大雄宝殿、雨华堂、三门、阿罗汉阁，庄严五百尊像以及僧堂、众寮、斋厨等，凡是大型完整寺院所应有的，无不完美圆通，此外又创建了三塔，置办了寺田，修筑了石砌道路通广桥，还造了舂米的水碓、雷车， 正所谓“鼎建伟特宏壮，耸阁摩利分天，开井泉甘涌浍，供汲逾万不竭” ，其寺的建筑格局和藏经、诵经情况，完全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寺院，而与摩尼教寺院毫不相干。
当然，定光法师并不是纯粹的禅僧。据刘将孙记载，定光佛早在庐陵郡时，就有很大神通，本郡士民与四方信仰定光佛的信众，对于定光佛“请药，药现五色异采；祈嗣悉应，祷雨旸、雨旸若”，所以西峰寺才成为庐陵城内诸禅寺中显现大神通的第一道场。定光法师在园净大师处证得神足后，神异事迹就更多了。他南返渡太和县怀仁江，适逢江水暴涨，江有蜃为民害，“师乃写偈投谭中，水退沙雍。”经过梅州黄杨峡，又“以杖遥指溪源”，使溪水“徙流于数里外”。他到武平南岩后，发大誓愿，显大神通，“摄衣趺坐，数夕后，大蟒前蟠，猛虎旁睨，良久，皆俯伏而去。乡人神之，争为之畚土夷堑，刊木结庵。民有祈祷，辄书偈付与，末皆书‘赠以之中’四字，无愿不从”。此后，他不断显现神通，有着伏虎、开井、治水、祈雨、浚河等等一系列神奇事迹。
至于定光法师身穿白衣，也与他的法术有关。《临汀志》记其颠末道：
一年，岩院输布，师以手札内布中，监临郡倅张公晔见词，闻于郡守欧阳公程，追摄问状，师不语。守、倅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烬而帽如故；疑为左道，以彘血蒜辛厌胜，再命焚，而衲缕愈洁，乃遣使谢归。自是白衣而不褐 。
据此，定光法师鉴于官府向百姓征布太重，为民请命，在输纳的布匹中放进一封手札，由此得罪官府，所戴衲帽被焚，而定光法师法术高明，官府想尽法子都无法把他的衲帽烧掉，反而越烧越洁净。结果是定光法师保全了性命，但此后或遭到不得穿袈裟的惩罚，或出于本人的刻意安排，“自是白衣而不褐”。
按“褐”是指褐色的袈裟，是僧衣。“白衣”是指不穿僧衣，只穿寻常百姓的俗衣。这里强调的是僧衣与俗衣的差别，而不是“褐”与“白”颜色的殊异。以“白衣”概指世俗人士的衣服，进而代指非出家众，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如《禅林僧宝传》所言，如来世尊在灭度前曾遗言：“我灭度后，敕诸婆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 这里是直接把已皈依未剃度的徒众称为“白衣居士”。再如禅宗三祖僧璨出家前谒见二祖道信，佛家灯录迳称为“初以白衣谒二祖” 。唐武宗废佛后许多僧人被迫还俗，僧传、灯录也称之为“白衣”，如莆田龟洋无了禅师之“弟子慧忠遇澄汰，终于白衣” ；龟洋慧忠“属唐武宗废教，例为白衣” 。又如梁武帝曾经想要设立“白衣僧正”一职，他还想亲自担任“白衣僧正” ，这里“白衣”也是相对于“缁衣”而言，“白衣僧正”就是不穿缁衣的由世俗人士担任的僧正。类似的情况如“白衣弟子” ，是梁武帝自称；“白徒” 、“白从” ，是指寺院中未出家的依附劳动者，“白”都是与“缁”对应，也就是未出家众与僧尼对应，而未必确指白色。“白衣弟子”、“白徒”、“白从”都不一定要穿白颜色的衣服。
“白衣”的另一意义是与“官服’相对，相当于“布衣”。在这种情况下，“白衣”就代指平民百姓。唐孟浩然终生没有做官，称为“终身白衣” ；宋朱熹通过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从平民百姓骤然担任著作郎，史称“以赵汝愚荐，以白衣起为著作郎” ，就是这种用法的著名史例。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崇尚光明，由此而有日月崇拜、衣服尚白、摩尼光佛造像有背光等特征。其经典则有主张光明与黑暗对立、崇尚光明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日光偈》、《月光偈》 等。根据唐宋文献记载，该时期流传中国的摩尼教寺院，有的直接以光明命名，如大云光明寺之类 ；其教会则称为“明教会” ，其神称为“明使” ，还有“吃菜事魔，夜聚晓散” 的习俗。而定光法师除了“白衣而不褐”外，上述特征一概皆无。武平南安岩的定光佛寺院称为“均庆寺”，汀州州衙之后的定光佛寺院称为“定光庵”，其它供奉定光佛的寺院也都以某寺或某庵为名，从未见过定光佛寺院称为“光明寺”，亦无定光佛信众与“明教会”有牵连的任何记载； 自严法师生前，信众称之为“和尚翁”，死后信众称之为“圣翁”，或称之为“定光大师”、“定光佛” ，绝无“明使”之类的称呼；也绝未见有崇拜定光佛的信众“吃菜事魔，夜聚晓散”的行事，更无与定光法师有关的寺院有上述任何一种摩尼教经文的记载。所以，无论是定光法师（郑自严）本身，还是崇奉定光佛的信众，都与摩尼教扯不上关系。
有的论者还把马可波罗在华南见到的拥有70万户教徒的教派确指为“寺院遍地、信徒众多的定光古佛的信仰者”，认为除佛教徒、道教徒之外，只有属摩尼教的定光佛教派在闽西大地能够拥有70万户信众 。论者这样说，表明他们对于宋元时期闽西的人口情况毫无了解。其实，宋代整个汀州最多只有二十多万户、四十五万多口 ，元代户口耗残，汀州路只有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三户，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七口 。即使把汀州周围信仰定光佛的临近地区也算作闽西，其总户口数也不会超过当时汀州路户口的二三倍，把这广义闽西的全部人口都算作定光佛的信徒，也远远不可能达到70万户之多。看来，论者为了坐实其定光佛信仰属摩尼教的结论，是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顾不上了。
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定光法师的神通和法术呢？我们认为，把这个问题放在唐宋以来密宗在江南的流行、禅宗与密宗的广泛结合背景下，就可迎刃而解。
据汉传密教史专家研究，密教内容很早就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民间巫术和道教法术相结合相激荡，密教的咒言法术和道教的符咒法术及民间信仰的巫术融合混通。这种情况在素有浓厚巫鬼文化氛围的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汉传密教在唐代开元时形成高潮后，虽经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打击，但至宋代又掀起新的高潮，“在经典的翻译，皇室的尊崇，民间的普及等方面，与唐代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宋代密教更深入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进行渗透，在佛教内部表现在与天台、华严、禅、净土诸宗的结合，“几乎是无宗无密”  。就禅密结合来说，“导致‘神通’的产生是它们间的一大结合点。其一是通过修禅得到神通，其二是都把止观当做修行的主要手段”，密教的身、口、意三密，手结印契为身密，诵颂真言为口密，心入本尊三摩地为意密，“其中意密修持之法与禅定最为相近”。禅宗由慧入定，并藉此获六神通，同时与密宗一样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应有，所以涌现出很多禅密兼修的特殊僧人，他们一般还是被称为禅师，像马祖道一、天王道悟禅师、仙溪（即福建仙游县）正觉禅师、崇德县的真觉禅师等著名禅师，都以擅长祈雨、驯龙、煽火、预言祸福、治病等神通知名于世。 在禅宗诸派中，云门宗又是与密教结合特别紧密的一个派系。有“三世云门之道，大震江淮之间，几无别响” 之誉的著名云门宗僧宗颐，其所撰《坐禅仪》提到的“结跏趺坐”之法，据贝雷福特认为是“古瑜珈的交腿姿势”，这“当是密宗影响的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回过头来看定光法师的所作所为，其为禅密结合的性质就显而易见了。如前所述，定光法师在庐陵得法的西峰寺，在“庐陵城中诸禅现大神通道场者西峯第一” ，所谓“现大神通道场”，就是杂有密教成分有许多灵异事迹的寺院，在这些“现大神通道场”中“西峯第一”，就是说西峰寺是庐陵城中密教成分最多灵异最著的一座寺院。园净禅师是西峰寺中禅密兼修的一位大师，定光法师“契悟于西峰园净禅师，由此夙慧顿发，遂证神足” ,就是在园净禅师的指点下，“由慧入定，并藉此获六神通”，或者如佛教大辞典解释的那样，借由修习某些禅定，达到神异的境界，获得了超自然的能力即所谓“神通”、“神异”、“神足”这正如宋人沈辽指出的，定光法师“初参西峯，噐识旁达。周旋五年，行解微宻。” “行解微宻”一语，透露出定光法师在西峰寺向园净禅师学习密法，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一名具有大神通的禅密兼修的僧人。
定光法师的大神通，在《临汀志•敕赐定光园应普慈通圣大师传》及元人刘将孙《养吾斋集》卷28《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事状》中记述甚详。值得注意的是，定光法师实现其神通时，都要书偈或口中念念有词，其偈语最后都有四个字：“赠以之中”；口中念念有词则变化莫定，有时是“去！去！莫为害。”有时是“快出！快出！”这些都应属于密教的咒言法术之类，反映了带有密宗色彩的法师行法术时对语言文字应用的重视。
定光法师与波利禅师的一段因缘，也提示定光法师与密教有关。据《临汀志•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记载，“初，南康盘古山，波利禅师从西域飞锡至此，山有泉从石凹出，禅师记云：‘吾灭后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萨来住此山。’其井涌泉，后因秽触泉竭，舆请师主法席以符古谶，师许之，乃泛舟而往。”波利禅师是佛陀波利（梵文Buddhapāla）的省称，意译“觉护”，唐代密教僧人，北印罽宾国人，约于唐仪凤初年（676）入唐弘传佛顶尊胜法，曾与人共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密教大师预言的“白衣菩萨”，应属于密教系统。按佛教中有“白衣观音”，又称“白衣大士”，是梵文Ρāndaravāsini的意译，简称“白衣”，音译‘半拏啰缚悉宁’。因观音菩萨常穿白衣，故名。又因常坐于白莲中，而称“白处观音”。“白”表明心之洁净。《大日经疏》卷五：“半拏啰缚悉宁，译云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花中，故以为名……白者，就是菩提之心，住此菩提之心，就是白住处也。” 《大日经》是密教的主要经典。《大日经》中的“白衣观音”是密教菩萨。旧时位于甘肃省兰州城关区的“白衣寺”，是一座供奉白衣观音的密教寺院。 汀州连城县冠豸山上也有座供奉白衣大士的白衣庵。 然则波利大师预言的白衣菩萨也可能就是指白衣观音。定光法师平日“白衣而不褐”，为应波利大师之谶记又特地从闽西到南康盘古山主法席，目的是要表明自己就是“白衣菩萨”，其本身的浓厚密教色彩于此可见。
实际上，不但定光法师的行事具有浓厚的密教色彩，唐宋时期福建其它古佛、祖师在宗教实践中亦有密教的内容。如漳州三坪祖师，除了人们熟知的种种“鬼窟活计”外，在传世的漳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有唐咸通四年（863）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列建立经幢者姓名，大德僧义中名列第二，近次于时任漳州刺史崔衮之后。按此幢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即佛陀波利所译，是密教最主要经典之一。这一经幢的建立，说明佛陀波利及其密教在漳州的巨大影响，是当时漳州一些寺院 行密法的重要标志，三坪祖师义中参与建幢，列名碑后，是其本人行密法的重要标志。三坪祖师义中参与建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与定光法师郑自严大显神通，并亲赴南康盘古山应波利禅师“白衣菩萨”之谶，对于他们都与密教结缘，先后在福建弘扬密法，具有互证的作用。
总的说来，定光法师是一位云门宗系统的禅僧，但他兼修密法，有大神通，是一位密教色彩浓厚的禅僧。笔者以前论及定光佛信仰是唐宋时福建是一种民俗佛教，以巫术和道法作为主要传教手段，具有民俗佛教“佛皮道骨“或”佛道不分“的宗教性质。 这与定光法师是“一位密教色彩浓厚的禅僧”的说法看似矛盾，其实可以统一起来。我们知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民间站稳脚跟，就不得不混同于道教，甚至混同于民间巫术，由此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被学者称之为“道装佛教”的时代。而密教在佛教诸宗中，对于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吸收尤为显着，其咒术仪规中夹杂着大量道教的符咒法术，据研究，“印度密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向中国学习的。《度母经》等还传说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Vasistha）曾来中国游学。又据泰米尔印度教经典记录，南印度湿婆圣典派的十八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道教徒。” “在现存的密经中，有一百八十二部的经中混含着道教的东西，诸如星相占术、宝剑印符、五行阴阳及青龙、白虎、飞尸、邪忤等中土名相” 。因此种种因缘，“密教成为道装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准此而言，说闽西定光佛的宗教性质是“佛皮道骨或佛道不分”，并无不妥，但这种说法未具体指明闽西定光佛的密教色彩，现在应予补正。
还须指出，定光佛信仰在发展传播过程中，所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了大量土著文化的因素。例如，武平民间传说定光佛有五个化身，称为五古佛。这五古佛的形象各色各样，有时被塑成五只状似猫头鹰的怪鸟。笔者在武平县考察时，曾在一些偏僻乡村的寺庙中看到过这种怪鸟造型的五古佛塑像。关于定光佛五个化身的由来，也有故事：“相传某年正月，四邻五村同时到梁野山白云寺迎接定光古佛下山打醮，九个村庄争得不可开交，以至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搞得定光古佛在暗地里觉得盛情难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万般无奈时忽生妙计，随手摘下五个檀香苞子，口吹一气变成五个化身，分别称作大古佛、二古佛、三古佛、四古佛、五古佛，分派到五个村庄去分享人间香火，一场纠纷才告平息。从此，聪明的客家人凡建造定光古佛寺庙，除了塑定光古佛本像外，还常常选择一棵大樟树，依次雕刻五个化身或其中几个化身，以便分身各地，满足四邻百姓的需要。”  这则民间传说折射了闽西土著民的树崇拜原始宗教观念。土著民本来有树崇拜的传统，后来接受了定光佛信仰，日久渐渐把自身的古老传统与新接纳的定光佛信仰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五个檀香苞子（或樟树苞子）化为定光佛五个分身的崇拜形式。另外，古越族也有以鸟为图腾者。定光佛五个化身的怪鸟形象，或许又与越族后裔的鸟崇拜或鸟图腾有关。树苞子分身的传说却演为怪鸟造型的定光古佛五个化身形象，可能混合了不同种落土著民的多种原始宗教成分。闽越土著原始文化因子的融入，使得定光佛信仰的宗教面貌更加驳杂，但这一切，都无碍其兼修密教之云门宗禅僧性质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