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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绵山-台湾佛教史上的早期寺庙与福建僧人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8-1-18 浏览次数:105


    台湾佛教史上早期寺庙与福建僧人的关系

    何绵山


    内容提要:台湾佛教史上早期寺庙的创建主要模式如:福建僧人重兴后又由福建僧人驻锡的寺庙、福建名士创建后延请福建僧人主持的寺庙、福建僧人驻锡的寺庙、福建名士始建的诵经处及福建僧人游化的寺庙、福建僧人任开山住持的寺庙、福建僧人和移民创建的寺庙,台湾佛教史上早期寺庙的创建与福建僧人的介入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因地缘形成的天然联系,使闽台佛教始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法乳关系。
    关键词:福建僧人 创建 台湾寺庙
      作者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佛教在明代后期传入台湾,由于佛教徒人数不多,大都各自为阵,且无力修建寺院,因此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使早期台湾佛教带有个人色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随着大量的移民进入台湾,台湾佛教开始发展。当时台湾佛教徒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来自福建重要丛林的僧人。主要来自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怡山西禅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也称黄檗寺),(惜目前可查的详细资料甚少,)被称为“僧侣佛教”。第二,来自福建的明末遗臣。这些明末遗臣为避难而到台湾,他们不愿穿清式长衫,于是身着僧服,持斋念佛。有代表性的如漳州龙溪县举人李茂春、福清人林英、惠安人张士椭等,由于这些人均在明末中榜,堪称名士,所以他们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名士佛教”。第三,来自福建的拓垦移民。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垦荒者多为渔、农百姓,虽对佛教教义知之不多,但对佛教诚信有加,被称为“庶民佛教”。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台湾佛教大多时期仍处于僧侣个人自由布教,但随着台湾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开始出现规模不一的佛寺,其中明朝约有八座,(1)清代约有一百零二座。(2)台湾这些寺庙的建造,基本上都与福建僧人的介入与努力有关,正如梁湘润、黄宏介合编《台湾佛教史》中所言:“这些至今历久的佛教寺庵,其开山和尚,大抵都是由‘福建省’,泉州与漳州来台者居多。”(3)福建僧人介入台湾佛寺的创建有多种模式,现仅择其有代表性的寺庙陈述如下。

    福建僧人重兴后又由福建僧人驻锡的寺庙(武夷一峰法师、漳州照明法师与弥陀寺)
    位于台南市的弥陀寺创建于明郑时期,为台湾最早的庙宇之一,由洪姓施主倡导创建。最初因其规模较小,被称为“弥陀室”。之后,因年久失修,僧众陆续散去。《台湾县志•寺庙》载:“弥陀寺,〔在〕邑东郊外。年久倾圯,僧徒散去。僧一峰至自武彝(夷)山,有志重兴;托迹偏厢募化,以供香火。五十七年,监生董大彩建中殿一座。五十八年,僧鸠建阎君殿于西偏,暨僧房六间;东偏三官殿,则监生陈仕俊倡义,首襄其事焉。”由此可得知:弥陀寺在荒废了一段时间后,适有一峰法师从福建武夷山来台,见此状况,有志于重新兴建,于是开始托钵化缘,足迹遍及街市,以续供寺中香火。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一峰法师鸠建阎君殿于西边,并建僧寮六间,这次募建使弥陀寺初具规模,于是就由室改称寺。此外,为保证寺中僧人生活来源,寺中开始购置寺田。至乾隆年间,曾有漳州僧人照明法师住锡弥陀寺,正如《重修台湾县志•方技》所载:“释照明,号喝若,漳州人。驻锡弥陀寺,日夜课诵不辍。时写兰菊,飘逸绝伦。”从中可知,照明法师不仅念经不断,还擅丹青。到嘉庆四年(1799年),又开始翻修,《续修台湾县志•卷五》(三)载:“嘉庆四年董事黄锺岳、程肇荣等鸠众修。”这一次的捐款数额和捐捐款人姓名,都于嘉庆十年(1805年)以《重建弥陀寺碑记》为名勒石为纪,《台湾南部碑文集成(记)》收其全文,碑中详细记载了548个捐款者姓名(或商行名号名称)。弥陀寺经过这次重修,规模大为拓展,影响也更加扩大,已经可以和法华寺、竹溪寺等名寺并称而成为海外名寺。至咸丰八年(1858年),寺中住持正麟法师和和董事石长益捐募铸铜钟,钟型为“莲脣型”,分上下两栏,每栏各分五格,铭文深明,书法俊秀,从铭文中可得知,铜钟的铸造与福建漳州有一定关系。撰铭者曾省为福建漳州龙溪县举人,尝寓居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承当铸钟的合茂炉,是漳州著名的铸造厂,推论捐款的信徒,也大多是漳州籍的移民。

      福建名士创建后延请福建僧人主持的寺庙(晋江陈永华、福建参徹法师与龙湖岩)
    龙湖岩(闽南人称“寺”为“岩”)是台湾最早建造的佛寺之一。据《台湾府志(外志)•寺观》载:“龙湖岩在诸罗县开化里。陈永华建。环岩,皆山也;前有潭,名‘龙潭’。潭之左右,列植杨柳、桃花;亭内碧莲浮水,苍桧摩空,又有青梅数株,众木茂荣,晚山入画。真岩居之胜境、幽僻之上方也。”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载:“龙湖岩,永历十九年(西元一六六五年)谘议参军陈永华,师次赤山堡(今台南县六甲乡),以其地方山水回抱,环境清净,乃捐建赤山龙湖岩,延请福建僧伽参徹法师来主持。”(4)关于陈永华,据《野史无文•郑成功海东事(陈永华传)》、《台湾外志》所载,综其大要如:陈永华,泉州府晋江县人(另一说同安人)。好读书,不事生产,喜交游。年少便好奇谋,以管、乐自许,人窃笑之,未之奇也。郑成功起兵时缺经费,时有三洋船泊停海口,陈永华向郑成功献计:“取洋货易之,成就大业,在此一举”,于是收海澄附近岛屿。永华自是常居左右,为画策士。郑成功伐江南,陈永华居守。郑成功自江南归,何斌说成功取台湾地。成功意未决。永华曰:“台湾地肥美,红夷虽强而兵少,若我以众临之,可得其地。屯田积谷,足以食十万兵”。成功从之,克台湾,筑东都安平镇城,成功居焉,而使陈永华为总制,与成功子郑经居厦门。郑经归台后,永华筑龙湖岩居,种碧莲以自娱。关于参徹法师,多种志书都提到,是陈永华创建龙湖岩后,延请参徹法师前来驻锡。但在参徹法师来台的时间上,有二种说法。如《台湾通史•卷二十二》载:“康熙十四年(永历二十九年,1675年),僧参徹自福建来,住锡龙湖岩。”《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一)•土地志•胜迹篇》载:“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间,福建高僧参徹禅师游台瀛,掛单赤岩龙湖禅寺。”台湾佛教史研究者慧严法师认为:“如果参徹驻锡龙湖岩是陈永华邀请的说法无误的话,康熙十四年说才是正确的,而四十年说,可能是误载或误传吧!因为陈永华逝世于康熙十九年的缘故,而且康熙十四年正是永历二十九年,是郑经应耿精忠邀约,稳住泉州的翌年,参徹得以来台是很自然的。再从陈永华请他主持来看,龙湖岩应建在康熙十四年以前才对。”(5)

    福建僧人驻锡的寺庙(漳州志愿法师与竹溪寺)
    位于台南市区的竹溪寺是台湾最早的寺院之一,其创建年代有多种说法。近人卢嘉兴认为建于明永历年间,由当时州守建造。当时寺前的溪流不叫竹溪而叫南溪,因缘于此溪位于承天府(即今台南市)的南边。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郑经放弃金、厦回台,改东都为东宁,升天兴、万年二县为二州,裁承天府。是时经州守倡建梵宫于南郊南溪之旁,称“小西天”。沈光文曾为赋以讽郑经,几遭不测,遂变服入山为僧,法号超光。其逃禅之前,即在永历十八年(1664年)。因南溪沿畔绿竹成荫,风景宜人,另名竹溪,因是寺名亦随之称为竹溪寺。(6)另一说见于《清一统志台湾府•寺观》:“竹溪寺:在台湾县治东南二里,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建;林木苍郁,溪涧纡回,游人多集于此。董天工见闻录:寺旁门榜曰‘小西天’。”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裔孙郑克塽降清,经设一府三县,府名台湾府,县为台湾、凤山及诸罗等三县,此时大局已定,可能对竹溪寺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又一说见于《雅堂文集•卷三•台湾史迹志(竹溪寺)》“竹溪寺在南门外,康熙三十年建。清溪一曲,修竹万竿,可避尘嚣。春秋佳日都人士修禊于此。壁上题诗殆满,惜为俗僧抹去。寺门曰小西天。游其间者几有出世之想。”估计此时也是翻修。《台湾府志》是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最早纂修的台湾志书,书中记载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台湾府第二任知府吴国柱倡议于竹溪寺旁建竹溪书院之事,该志对清领后创建之各寺年代均有记述,而竹溪寺则未记,似由此可认为竹溪寺不是在清领后的这十一年内新建,因年代已久,修志时已无法查考,或未便明记所致,其创建年代即可证实系建自明郑时期。曾有后人将竹溪寺与开元寺、法华寺视为清代全台湾佛教的大本营。据载,当时竹溪寺还有十二甲的寺田在尖山庄,靠每年收取租粟为香灯。驻锡竹溪寺的僧人,按推断应该大多从福建来,但有案可查的仅为漳州人志愿法师,据《重修台湾县志•方技》载:“释志愿,号逢春,漳州人。锐志苦修,居竹溪寺数十年。暮鼓晨锺,讽诵自警,虽大风疾雨不废也。又精风鉴,所评品者,皆有后验。士人重之。”志愿法师在竹溪寺苦修了数十年,无论大风疾雨,始终晨钟暮鼓,诵经不辍,并精通风水卜卦之术,并多灵验,得到大家的尊重。

    福建名士始建的诵经处及福建僧人游化的寺庙(龙溪李春茂、福州鼓山游僧与法华寺)
    法华寺的创建缘于福建漳州龙溪县举人李茂春建造的“梦蝶园”。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李茂春随之来台,筑园诵经。对此,《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十七)•人物(流寓)》载:“李茂春,字正青;漳之龙溪县人。登明末乡荐,〔喜〕著述。仙风道骨,跣足岸帻,旁若无人。居于台之永康里,额其茅亭曰‘梦蝶处’(即今之法华寺);与僧诵经自娱,人称‘李菩萨’云。卒,葬新昌里。”李茂春“与僧诵经自娱”,可见当时台湾已有僧人,但无居所,也许仅是闽南来的游僧。对于“梦蝶园”, 《续修台湾县志•卷五(一)》援引同时代人陈永华记载,称:“昔庄周为漆园吏,梦而化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谓庄生善寐,余独谓不然。夫心闲则意适,达生可以观化,故处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棼;醒何必不梦,梦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寐,而喜庄氏书。晚年能自解脱,择于州治之东,伐茅辟圃,临流而坐,日与二、三小童,植蔬种竹,滋药弄卉,卜处其中,而求名于余。夫正青,旷者也,其胸怀潇洒无物者也。无物则无不物,故虽郊邑烟火之所,比邻游客樵夫之所阗咽,而翛然自远;竹篱茅舍,若在世外,闲花野草,时供枕席;则君真栩栩然蝶矣。”李茂春去世后,僧人在众人支持下,将“梦蝶园”易以陶瓦清琉修筑,改为“凖提庵”。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府蒋毓英将凖提庵扩建为寺,名为“法华寺”。由于官方人士参与修建和续香火,法华寺日趋兴盛,当时不仅香火资充足,且因地处幽静,竹木环绕,成为当地一名刹。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发生地震,部分建筑倒塌,由寺僧伯夫法师节衣缩食,经十数年殚精竭虑,渐次修葺。福建分巡台湾道刘良璧于乾隆八年(1743年)应法华寺寺僧之请,在所撰《重修法华寺碑记》中记载了此事,《台湾南部碑文集成(记)》收有此文,碑文记述了寺僧伯夫法师及心觉法师、心慧法师修寺的艰辛历程,在他们努力下,最终使法华寺又焕然一新。作者对他们的大为称赞,也由此可得知当时修寺的不易。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台南知府蒋允焄重建火神庙,并以“城南法华寺,旧梦蝶园址,郡名胜也。”为由募款加以重建,同时在寺前挖池,称为“南湖”,湖畔加盖“半月楼”,作为端午节龙舟竞渡之处。当时可谓是:殿宇巍峨,林木幽邃,备极胜概。在当时属名寺之一。(7)从一些名士文人游览法华寺的诗中,可看出法华寺当时的情景。如曾源昌《法华寺》:“路转幽篁里,逶迤匝浅苔。莿桐将合抱,香檨未成胎。楼耸悬钟鼓,庭荒辟草莱;烧檀飘户外,啼鸟傍林隈。离德昭金殿(作者注:前殿祀火神,匾曰‘离德昭明’),禅心悟劫灰。虽多收败叶,渐欲变枯荄。观射亭犹在,息机人未回(作者注:宋澄庵明府结茅亭校射,匾曰‘息机’;盖射毕停骖处也)。无心溪水去,有意野云来。残蕊风轻剪,寒炉火欲煤。村烟空处渡,野色望中开。谁展挥毫手(作者注:鼓山游僧摹‘藏空’两字,绝佳)?同倾瀹茗杯。犹迟辞丈室,相顾两无猜。”(8)作者为厦门曾厝垵人,是清康熙六十年(1712年)岁贡生,官训导,此诗大概作于这一时间之后不长的时期,作者在诗中描绘了法华寺外的委婉的山路、途中所见的竹林绿苔、寺中耸立的钟鼓楼、林中的啼鸟、前殿的匾额、庭中的败叶残花及作者与寺中方丈的友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华寺的景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诗中的两个自注,一个是“前殿祀火神,匾曰‘离德昭明’”,在佛寺中祀奉火神,可见当时法华寺杂有民俗佛教成份,这也是当时台湾佛教的普遍现像。另一个注是“鼓山游僧摹‘藏空’两字,绝佳”,可见福州鼓山僧人当时已渡海来到法华寺,从所题绝佳的字看,应该还是有一定文化。

    福建僧人任开山住持的寺庙(泉州志中法师与海会寺)
    海会寺的前身为郑成功之子郑经所建,原称为“洲仔尾园亭”,清代被称为“郑氏别馆”、“郑氏旧宅”,因这座园亭在台湾府治(即郑氏承天府治)北边(位于现在台南市市区的直北),故也称为“北园”。《清一统志•台湾府•寺观》载:“海会寺:在台湾县治北五里,亦名开元寺。本郑成功北园别馆,本朝康熙二十九年改建。”郑经于1680年下令修筑,而1683年郑经去世,前后仅三年时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修建为海会寺。《续修台湾县志•卷七(一)》中所载总兵王化行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撰写的《始建海会寺记》载透露了修建海会寺的缘由、海会寺宛如仙境的地理状况、海会寺建成后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当地政界及知识界与海会寺的密切关系、士大夫对海会寺的扶持等,明确说明建造海会寺的时间是1690年8月7日至1691年4月8日,并称:“会有僧志中者,自龆龀之年,皈依沙门,秉灵慧沉静之聪,函松风水月之味,从江右云游,来闻其事,愿募缘成之。于是同人各捐俸资,补葺门楹,重整垣宇,装塑佛像;始于庚午八月七日,成于明年四月八日,名曰‘海会寺’。”明确其开山住持是志中法师。根据以上记载及《开元寺名僧列传》(9)、《北园别馆与海会寺》(10)等有关资料,可得知:志中法师为福建泉州人,号能禅师,别号行和,资性颖悟,秉性灵敏,自幼出家,住泉州承天寺数年,通晓佛理,喜云游四方,渡海来台南。时逢建造海会寺,他积极参与,四处募缘。寺院建成后,志中法师被推举为开山第一代住持。但掌管寺务并不是他的本愿,不久辞职退隐,闭关修行三年,对台湾佛教界的修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台湾,目前还有僧侣闭关,而能够持续实行三年者,多半以志中为表率。”(11)志中法师的法派传承,据开元寺书记郑卓云于1930年撰的手稿本《台湾开元寺志略稿》载:“自志中大师开山以来,代代皆禅宗一脉之相承,源源本本以传涅槃妙心系统,则由天童密祖法裔而之南海普济寺传之鼓山涌泉寺。”其“天童密祖”,指的是密云圆悟,为明代临济宗僧,字觉初,号密云,谥号“慧定禅师”,生于1566年,示寂于1642年。密云圆悟的弟子通容法师,字费隐,福建福清人,生于1593年,示寂于1661年,14岁出家,为大鉴(慧能)下第三十五世(或称“南岳下第三十四世”)、临济宗第三十一代僧人(或称“法孙”)。志中法师法号“行和”,与通容法师弟子以“行”为法号相符;从地域上看,通容法师弟子曾在福建行法,符合志中法师泉州府僧的活动范围;再从时间上看,志中法师是1690年左右来台,也符合其做为通容法师弟子的活动时间。由此推断,志中法师或是通容法师的弟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代法孙。但不管怎么说,志中法师祖孙三代或四代为密云派下,是无疑问的。志中法师的弟子,有福宗法师、福珀法师、福仪法师等,其中福宗法师为海会寺的第二代住持,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铸成的海会寺梵钟上所题“当代住持僧福宗建造”,可知福宗法师于1695年就是海会寺住持了。郑卓云于1930年撰的手稿本《台湾开元寺志略稿》载:“竺庵福宗禅师,志中之高足子也。天资醇笃,能诗书,精武术,有众望,续志中衣钵后,大振宗风,得祥庆、祥云、祥光、祥正等一般贤哲同转法轮,而海会寺兴盛一时。”可知福中法师在当时深孚众望,颇有才华,使海会寺盛极一时。祥云法师为海会寺第三代住持。石峰澄声为海会寺第四代住持,《重修台湾县志•方志》载:“释澄声,号石峰,海会寺住持也,戒行素着。善书画,好吟咏,尤善手谈。有司闻其名,多就访之。时或苦旱,延以祈雨,屡验。”当时,海会寺有一住僧名叫张士柳,福建省惠安县人,明末时修行于山中,因躲避耿精忠之变来到台湾,住海会寺,劝众人持斋念佛。他本人苦行修业,不仅断肉,而且断一切米谷,仅以水果裹腹,最终以九十九岁高龄示寂。(12)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海会寺在蒋元枢倡导下得以重修。之后,使海会寺再次中兴的,是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荣芳法师和福建兴化人悟顺法师。据《台湾开元禅寺沙门列传》可得知:一是荣芳法师曾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这点很重要。因为由此之后,海会寺便纳入鼓山法派体系,之后几乎所有住持皆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二是荣芳法师不但修禅,而且习武,还善书画,以其技艺和人品征服了前来挑衅者;三是荣芳法师曾驯服猛禽,以德服人,在当时享有祟高威望。海会寺是当时南台湾最大的寺院,荣芳法师的传闻在当时流传一时,也可看出海会寺在当时的影响。荣芳法师于光绪八年(1882年)示寂后,由其门徒悟顺法师接任住持。悟顺法师字来胜,福建兴化人,荣芳法师示寂时所立的墓碑上有其名。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为海会寺监院,曾主持普同塔的募建。其它材料均不见记载。宝山法师接替悟顺法师任住持后,海会寺进入了日本据台时期。

    福建僧人和移民创建的寺庙(泉州肇善法师与鹿港龙山寺、泉州移民与艋舺龙山寺)
    以故乡的寺庙名称来做为台湾寺庙名称,是台湾早期福建移民创建寺庙的一个特点,其中以泉州僧人和移民仿效故乡龙同山寺在台湾建造同样寺庙最有代表性。泉州晋江安海镇型厝村北的天竺寺,初名新闻业普现殿,又称观音殿,因位于龙山之麓,故也称龙山寺。随着闽南移民移居台湾,故乡龙山寺的香火也被带到台湾,据称台湾目前以龙山寺命名的寺宇有490多座(一说450多座),其中最有名有如彰化鹿港龙山寺、台北艋舺龙山寺等。彰化鹿港龙山寺创建相传与泉州僧人肇善法师有关。台湾鹿港与福建泉州海路相据不远,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泉州苦行僧肇善,奉石雕观音像要到南海普陀山献祀,不料船只被飘到了台湾彰化鹿港,遂就地结茅,在当时的“暗街仔”一带苦修,并于明永历七年(1653年)在古鹿港的“暗街仔”创建了龙山寺,被人称为可能是佛教传入台湾的开始,其整个庙宇的的布局和建筑样式,都是仿照安海祖庙龙山寺的样式建造的。之后,肇善法师曾回泉州安海龙山寺迎神像分灵至鹿港。清嘉庆初年,泉州开元寺派来临济宗佛教高僧驻寺弘法,前后来了十三位之多,所住地方是后殿的静园。(13)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龙山寺从鹿港的闹区暗街仔,搬到现在的地方(即龙山里金门巷),《彰化县志•卷五》(二)载:“龙山寺:前大殿祀观音、佛祖,后祀北极上帝,在鹿港。乾隆五十一年,泉州七邑士民公建。”可见龙山寺这一年的修建,是泉州移民倡导的。当时延聘了优秀的泉州名匠,直接从泉州运去杉木、红砖等建筑材料,结构也模仿安海龙山祖寺。从此历年增修、改建不断,每一次兴建时,工匠的精心之作,一点一滴都收存在龙山寺里。“当龙山寺翻修大殿时,不仅在庙顶找到了来自泉州的瓦片,也看到了过去工匠的心思。”(14)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修龙山寺,时任福建台湾府北路理番鹿港海防事王兰佩撰写了《重修龙山寺碑记》,《台湾中部碑文集成-记》(八)收其全文,从中可得知,乾隆五十一年(即丙午年)倡导修建龙山寺的是泉州都门府陈邦光和泉州的移民,此次倡修的是林廷璋与鹿港八大郊商集资,其中出力最多的郊行如闽南泉效金长顺、厦郊金振顺。当时请了泉州的名匠仿安海龙山寺图样而作,修建后的龙山寺沿袭了旧制,但比修建前更加美轮美奂。台北艋舺龙山寺的建造与泉州籍移民有关。据称,清雍正时期(1723年至1735年),一位由泉州来台的海员因事来台北,随身带着“香火”。这个所谓的“香火”,就是将香灰放置于红色小布包内,多置于胸前或悬挂于身上,以护身驱邪。当经过现在龙山寺地点时,将“香火”悬于竹林的竹枝上。路人于夜间路过时,见有火光闪闪,往前观看,见所遗香袋,再仔细察,香袋上有“龙山寺观音佛祖”七个字,信徒即朝香袋膜拜,因极为灵验,故供拜者日益增多。由于这一地区多为来自泉州府南安县、惠安县和晋江县的移民,他们自发集资数万两纹银,模仿家乡安海龙山寺的样式,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兴建,乾隆五年(1740年)竣工,同时还赴家乡安海龙山寺分灵来寺中供奉,因此艋舺龙山寺建寺伊始便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龙山寺大殿建成后,一批与泉州方面做买卖的贸易商人(当时叫“泉郊”),自动捐出巨款,在龙山寺后面增建一座后殿,奉祀妈祖及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等众神。由于龙山寺的资助者多为泉州移民,所以龙山寺逐渐成为泉州移民的聚集所和活动中心,并成立“泉州会所”于龙山寺。

    综上所述,台湾佛教史上早期寺庙的创建与福建僧人的介入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因地缘形成的天然联系,使闽台佛教始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法乳关系。

    注:

    (1)瞿海源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6月版,第79-81页。
    (2)刘枝万:《清代台湾之佛教寺庙》,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7•台湾佛教篇》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187――232页。
    (3)梁湘润、黄宏介:《台湾佛教史》,行卯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97页。
    (4)瞿海源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6月版,第79――80页。
    (5)释慧严:《台湾佛教史前期》,《中华佛学学报》总第八期,1995年7月。
    (6)卢嘉兴:《台湾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7•台湾佛教篇》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1月版,第246页。
    (7)马华台:《法华寺》,魏淑贞总编:《台湾庙宇文化大系(一)天地诸神卷》,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5月,第110页。
    (8)全台诗编辑小组:《全台诗》第二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第22页。
    (9)曾景来:《台湾的迷信与陋习》,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2月版,第313页。
    (10)卢嘉兴《北园别馆与开元寺》,《古今谈》第27、28期抽印本,第4页。
    (11)曾景来:《台湾的迷信与陋习》,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2月版,第313页。
    (12)曾景来:《台湾的迷信与陋习》,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2月版,第314页。
    (13)魏淑贞总编:《台湾庙宇文化大系(一)天地诸神卷》,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5月,第82-83页。
    (14)魏淑贞总编:《台湾庙宇文化大系(一)天地诸神卷》,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5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