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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宗洁-国师之师——南林寺慧静生平考辨

     发布时间:2018-5-18 浏览次数:506


    南林寺慧静生平考辨

    马宗洁
                                                                          
    内容摘要:南林寺慧静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名僧、中国首位被赐号“智者”的梁代国师慧约之恩师,为南朝刘宋时期浙东佛教的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文中结合史料,对南林寺慧静的生卒年和行止情况加以考辨,并得出初步的结论。
    关键词:慧静 南林寺 生平考辨
    作者马宗洁,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南朝刘宋时期的高僧中,除了与洛中沙门道经齐名而并称为“洛下大长耳,东阿黑如墨”的东阿慧静以外,另有一位南林寺慧静。一直以来,南林寺慧静少为人所关注,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将其列入“南方涅槃佛性诸家”之中,对其的描述仅仅是“慧静(吴兴人,居剡)” ,此外再无详细介绍。事实上,南林寺慧静在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只“南方涅槃佛性诸家之一”这样简单,唐代道宣称其“于宋代僧望之首” ,即是南朝刘宋最有声望的僧人,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南林寺慧静,首先应了解其生平事迹,学界迄今无专文对此进行探讨。本文就南林寺慧静的生卒年、行止等基本问题作以考辨,以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生卒年考

    南林寺慧静(以下简称“慧静”),本姓邵,是吴兴余杭人 。现存史料中未明确记载慧静的生卒年,但梁代慧皎《高僧传》称慧静“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 。宋太始(泰始)中,即公元465—471年之间。若此说法属实,则慧静的卒年当在公元465—471年之间。
    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称慧约“还剡,泰始四年,遂往上虞东山寺落发出家,法名慧约,师事比丘慧静为和尚。慧静,吴兴余杭人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弟子也。” 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也称慧约“宋泰始四年,于上虞东山寺辞亲翦落,时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门慧静。静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 从文中可见,慧约于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在上虞东山寺落发出家,师事慧静,故慧静的卒年可以确定为在公元468—471年之间。按慧静“春秋五十有八”计,则其生年当在公元411—414年之间。
    另有史料显示,慧静的卒年可能更晚。唐代道宣《续高僧传》称慧约“宋泰始四年,于上虞东山寺辞亲翦落,时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门慧静。静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随静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养,年逾一纪,及静之云亡,尽心丧之礼。服阕之后,却粒岩栖,饵以松术,蠲疾延华,深有成益” 。此资料说明,慧静和慧约相处的时间超过一纪(十二年)。若此说确实,则可以推断:慧静去世的时间,距慧约拜慧静为师(公元468年)十二年以上,即慧静应在公元480年或之后去世。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十二沿用了“一纪”说 ,但其卷二一又同意慧静“太始中殁” 的说法,未免自相矛盾。
    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云:“及慧静泥洹之后,法师复还天柱,方覃思于大品诸经,穷尽奥义。齐竟陵文宣王出镇会稽,闻法师名德,深相敬重。后有释智秀等诸僧,亦负当时德望,同在王所,见王致殊礼于法师,有不悦之色。王曰:‘此上人者,岂今日法师也,乃释氏之领袖耳。’群僧乃服。是时齐中书侍郎周颙为剡令,少好佛理,慕法师名德。法师亦重颙有隐逸之志,遂出剡与颙相见,深相敬重。及颙去官,遂携法师至都草堂寺。” 从上文可知,慧约是在慧静逝世之后才与萧子良(后被封为竟陵文宣王)相见的。据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记载,萧子良“升明三年(公元479年),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 ,“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穆妃薨,去官。仍为征虏将军、丹阳尹” ,说明萧子良身为会稽太守,与慧约相见的时间应为公元479—480年,当时慧静应已去世,因此,慧静的卒年最迟在公元480年。同理,慧约与剡令周颙相见也是在慧静逝世之后。据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记载,周颙在“元徽初,出为剡令…建元(公元479—482年)初,为长沙王参军,后军参军,山阴令” ,故周颙身为剡令与慧约相见,应不晚于公元480年,当时慧静应已去世。综上所述,慧静去世的时间应不晚于公元480年,这与梁代慧皎《高僧传》的说法(慧静卒年在公元465—471年之间)并不矛盾。
    若“一纪”说属实,则慧静慧静的卒年应为公元480年,这与梁代慧皎《高僧传》所说(慧静卒年在公元465—471年之间)相矛盾。
    若梁代慧皎《高僧传》所说属实,则慧静的卒年以在公元465—471年之间,这与“一纪”说相矛盾。
    两说留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梁代慧皎《高僧传》所载为有关慧静的直接材料,唐代道宣《续高僧传》所记是慧约,是有关慧静的间接材料,所以笔者暂以梁代慧皎《高僧传》的说法为准,再参照慧约拜慧静为师的时间推算,则慧静的卒年当在公元468—471年间,其生年当在公元411—414年之间。

    二、 行止考

    慧静的一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修学期和弘法期。慧静史称“南林寺慧静”或“天柱山慧静”,正是这两个阶段的象征。

    (一)修学期
    梁代慧皎《高僧传》称慧静“吴兴余杭人…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 说明慧静的修学期分两个阶段——庐山和建康。
    东晋时,同为吴兴余杭人的僧翼(有说昙翼 )曾游学庐山。梁代慧皎《高僧传》云:“释僧翼,本吴兴余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绝尘之操。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蔬素苦节,见重门人。” 僧翼(公元381—450年)比慧静年长三十多岁,早年游学于庐山,师事慧远。慧静早年游学庐山,可能是受同乡僧翼游学庐山事迹的影响。
    慧静早年游学庐山的情况,现存史料未有述及,不得而知,其后慧静“上都进业”,应是指其在建康受学于南林寺法业。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其卷四云“慧静,吴兴余杭人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弟子也。”。南朝刘宋时期,名字中有“业”字而见诸史籍的南林寺僧人,只有法业一人,而南林寺正是晋陵公主专为法业兴建的寺院。梁代慧皎《高僧传》云:“法业,本长安人,善大小品及杂心,蔬食节己,故晋陵公主为起南林寺,后遂居焉” ,故法业史称为“宋南林寺法业” 或“东晋南林释法业” 。“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当指法业无疑。在南林寺受学于法业,无疑是慧静一生中最重要的修学经历,故史称其为“南林寺沙门慧静” 。
    有关南林寺的建造时间,唐代许嵩《建康实录》云:“寻阳翟法赐,四代隐居,皆有高德。法赐亲亡后,不食五谷,结草为衣,不衣布帛。置永丰寺,去县七十里。案,塔寺记:元嘉四年谢方明造。本名长乐寺,为同郡延陵有之,改焉。毕置南林寺,建康城南三里,元嘉四年,司马梁王妃舍宅为晋陵公主造,在中兴里,陈亡废。” 说明南林寺是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建造的。
    慧静的受业之地南林寺,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律学重镇。元嘉年间,译出《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优波离问佛经》 、《沙弥威仪》 、《佛说菩萨内戒经》 、《菩萨善戒经》 等多部律典的罽宾高僧求那跋摩在此终老,并建立戒坛。他逝世后,遗体在戒坛火化。相传,求那跋摩为证得声闻第二果之圣者,在其住于南林寺期间,尤其是其建立戒坛之举,对于该寺律学和律行的发展大有帮助。梁代僧佑《出三藏记集》云:“求那跋摩,齐言功德铠…以元嘉八年正月至都…其年九月二十八日…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阇毘葬法,会葬万余人…白黑至者比肩,灌以香油。既而燔之,五色焰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白塔焉。” 唐代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云:“梁《僧传》云:昔宋文帝元嘉七年,有罽宾国沙门求那跋摩者,梁曰功德铠也,越自南海,来达杨都。文帝礼异恒伦,号称三藏,译出经戒。尝游南林寺,见竹树扶疎,便有终焉之志,乃于寺前园中立戒坛,令受戒者登坛上而受也。人有疑其得道者,密以华布诸僧座下,唯跋摩所坐者,华更鲜荣。预知亡日,端拱而卒,手出遗文云:获二果。仍于戒坛上焚之。” 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云:“宋元嘉七秊…求那跋摩于扬都南林寺立坛,令受戒者发坛而受。”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元嘉七年(公元430年)或元嘉八年(公元431年)罽宾国沙门求那跋摩到建康后,看到南林寺竹树扶疎,便有在此终老的心愿。他在寺前园中立戒坛,让受戒者登坛上而受戒。他逝世后,其遗体也在戒坛火化。这说明南林寺在元嘉七年(公元430年)或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时已有戒坛。南林寺戒坛并非中国的第一个戒坛,但南林寺戒坛由译过律典的求那跋摩所建,故被视为中国戒坛之代表,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梁代宝唱《比丘尼传》云:“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唐代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云:“至元嘉十一年,有僧伽跋摩者,时号三藏法师,与前三藏同至杨都,为诸僧尼等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于时,祇桓寺僧慧照等五十人、影福寺尼慧果等三百二十三人同从重受。”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或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僧伽跋摩为三百多位中国比丘尼重新授戒。这件律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也发生在南林寺,可见当时南林寺在律教中的权威地位,以及在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慧静在南林寺所受到的律行方面的熏陶和训练,为其日后成为“律行总持”的高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慧静早年修学之地——庐山、建康,都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因而慧静是在当时中国南方最高水平的佛学氛围中接受熏陶和教育,这种修学经历为慧静日后成为南朝刘宋的“一代僧望”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弘法期
    学成之后,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 。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则称慧静“居冶城寺” 。治城寺和冶城寺可能为同寺异名。原因是比慧静年轻约三十岁的智秀(公元442—504年)在史上被称为“冶城智秀” 、“治城智秀” 、“梁京师治城寺释智秀” 。北宋智圆《涅槃经疏三德指归》云:“太元十五年武帝为江陵沙门法新于中立寺,以冶城为名。今言冶城,即指智秀法师也。” 又如,南朝梁代沈约《宋书》云:“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  唐代道宣《广弘明集》则云“刘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杨都治城寺” 。说明冶城寺和治城寺应为一寺。
    梁代慧皎《高僧传》云:“宋京师冶城寺” ,唐代慧详《弘赞法华传》云“金陵治城寺” ,说明治城寺和冶城寺都在建康。唐代道宣《续高僧传》称尚圆“年八十一终,所住治城,今已摩灭。” 说明治城寺在唐代时已不见。北宋智圆《涅槃经疏三德指归》云:“冶城者,案《地理志》,本吴冶铸之处,因名焉。王导作司徒徙冶出石头城西,以地为西园故。《晋书》(唐代房玄龄等著):成帝幸司徒府,游观西园,即此处也。…太元十五年武帝为江陵沙门法新于中立寺,以冶城为名。” 因“冶城”史上有名,故该寺名为冶城寺的可能性较大,治城寺应是冶城寺的讹称。
    在冶城寺时,慧静受到颜延之、何尚之等名士的钦慕。“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及子竣出镇东州,携与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 颜延之的儿子颜竣出任东扬州刺史时,慧静随其同行,遂住于会稽天柱山寺,故慧静也被称为“宋会稽天柱山惠静” 、“宋山阴天柱山释慧静” 。
    据《宋书》记载,孝武帝于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六月丁亥,“以丹阳尹颜竣为东扬州刺史” ,则慧静随同颜竣前往东扬州、住于天柱山寺的时间应在此后不久。
    大明(公元457—464年)末,与慧静年龄相仿的法慧也来到天柱山寺。《高僧傳》称法慧“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严。以宋大明之末,东游禹穴,隐于天柱山寺,诵《法华》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阁不下,三十余年,王侯税驾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颙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时有慕德希礼,或因颙介意,时一见者。以齐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 说明天柱山寺适于隐居,其中不乏像慧静这样超然物外、律行精严的高僧。
    慧静“及大明之中,又迁居剡之法华台” 。南宋高似孙《剡录》云“惠安寺在剡山之阳,旧曰般若台寺,又曰法华台寺。晋义熙二年,南天竺国有高僧二人入金华,师道深、弟子竺法友,授《阿毘谭论》一百二十卷,甫一宿而诵通,道深遂赞法友‘释迦重兴,今先授记’。遂往剡东仰山,复于剡山立般若台寺。会昌废。咸通八年重建,改法华台寺。天祐四年吴越武肃改兴邑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十道志》曰:‘西台寺’,今法台寺是也。陈惠度所立。寺有上方轩窗与溪山对,极高明之眺,中产草,号‘鹿胎草’。猎士陈惠度射鹿此山,鹿孕而伤,既产,以舌舐子身干而后,母死。惠度弃弓矢,投寺出家,后为名僧。鹿死之处生草,号曰‘鹿胎草’。” 梁代慧皎《高僧传》云:“时仰山复有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尝从深受《阿毘昙》,一宿便诵。深曰:‘经目则讽,见称昔人。若能仁更兴大晋者,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 从上文可知:法华台寺在剡山之阳,最早由东晋竺法友所建,原名般若台寺(也称南台寺)。
    南朝刘宋时法宗住于该寺,后将其开拓为法华台寺,史称“宋剡法华台法宗” 。梁代慧皎《高僧传》云:“释法宗,临海人,少好游猎,尝于剡遇射孕鹿,母堕胎。鹿母衔箭,犹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贪生爱子是有识所同,于是摧弓折矢,出家业道,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诵《法华》、《维摩》,常升台讽咏,响闻四远。士庶禀其归戒者三千余人。遂开拓所住,以为精舍。因诵为目,号曰法华台也。” 从上文来看,法宗的经历与南宋高似孙《剡录》中所述的陈惠度相仿,“陈惠度”可能是法宗出家前的姓名。法华台寺的名称在南朝宋时已有,非如南宋高似孙《剡录》所述在唐代重建时方改此名。
    南朝梁代,被勅为“十城僧主”的昙斐也“居于乡邑法华台寺” ,史称“梁剡法华台释昙斐” 、“剡西台昙斐” 。可知,法华台即法华台寺,也称西台(寺)。
    大明(公元457—464年)中,慧静迁居剡县法华台寺,可能与大明三年颜竣被杀一事有关。孝武帝于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后赐死”  。公元457年,慧静与颜竣同行而来到浙东。颜竣被杀后,慧静可能为免受牵连而离开天柱山寺。若此推测成立,则慧静迁往剡县法华台寺的时间应在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五月之后。此外,剡县佛法兴盛、法华台寺信众多、剡县多名山等因素,也都可能是慧静迁居剡县法华台寺的原因。
    慧静“后憩东仰山” 。东仰山也是剡县的一座名山。“东仰山,县东四十里,一名望远尖。晋僧法深、支遁皆隐居此。《万历府志》:支道林好鹤,住剡东仰山,又尝就深公买仰山,深公曰:‘未闻曹由买山而隐。’” 竺法深,史称“晋剡东仰山寺竺法深” 或“晋剡东仰山竺法深” ,故慧静所憩的东仰山,可能指东仰山寺。
    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慧静在上虞东山寺,收慧约为徒。唐代道宣《续高僧传》称慧约“法师请父母,求往剡。父母以其尚幼,不许。至年十二,始游于剡,遍礼塔庙,肆意山川,远会素心,多究经典。故东境谣曰:‘少达妙理娄居士’。宋泰始四年,于上虞东山寺辞亲翦落,时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门慧静。静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 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称慧约“至年十二,始许焉。法师既至剡中,遍游诸寺,弥年忘返。家人亦遂其雅操,粮饷优给,不复禁也。法师乃究穷经藏,玅尽根本,阖境道俗咸相敬重,号为居士,乃为谣曰:‘少达玅理楼居士’。在剡六年,年十七始有出家之志,因还乡里辞亲友…还剡,泰始四年,遂往上虞东山寺,落发出家,法名慧约,师事比丘慧静为和尚。慧静,吴兴余杭人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弟子也。” 慧约出家前数年一直在剡县参学,“遍游诸寺”,这段期间慧静也正在剡县弘法,因此慧约应与慧静相识。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慧约在上虞东山寺落发出家时,拜慧静为师。慧静当时应住于上虞东山寺。也有一种可能是慧静住于他处,慧约落发出家后,才去投师慧静。慧静收慧约为徒后,就带慧约一起前往天柱山寺,天柱山寺距上虞东山寺较近,而距剡县诸寺较远,因而慧静住于上虞东山寺的可能性较大。
    慧静带着慧约游方各处,首先回到自己曾住过的天柱(山)寺,然后前往剡县的梵居寺,后又移居自己曾住过的西台寺(即法华台寺)。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称慧静“乃与法师(指慧约)还山阴天柱寺,后复同住梵居精舍,寻移西台寺,讲经看论,穷观山水,所至,辄采杂果,捣治服之。慧静深相赏异,谓法师曰:‘非直吾遗声余论,因子不朽。其兴崇释氏,非子而谁?’及慧静泥洹之后,法师复还天柱,方覃思于大品诸经,穷尽奥义。” 慧静在上虞东山寺收慧约为徒后,就带着慧约回到自己曾住过的天柱山寺(此时法慧正住于天柱山寺,故慧静师徒应与法慧相遇),说明慧静对天柱山寺深有感情。慧静“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年过知命,志节弥坚” ,一生游走于多个寺院,而惟独以“南林寺”和“天柱山”冠其名前,说明这两个地点对于他的重要性。南林寺是慧静受业之地,而天柱山寺可能是慧静最喜爱的地方,或是其修行最有成效之地。慧静去世之后,慧约又回到天柱山寺,一则可能因为他与其师慧静一样喜爱天柱山寺,二则可能出于对慧静的怀念(天柱山寺是慧静带他住过的第一个寺院)。慧静带着慧约从天柱山寺,到梵居精舍,再到西台寺(即法华台寺)的游居经历,反映出从自修到共修的修行轨迹(慧静当初也是从天柱山寺到西台寺的)。
    综上所述,慧静的生平行止可概述为:公元411—414年间出生于吴兴余杭,早年游学庐山,后到建康南林寺受学于佛陀跋陀罗的弟子法业。学成后,最初住于建康冶城寺,公元457年六月以后住于会稽天柱山寺,大明年间(公元457—464年)迁居剡县法华台寺(即西台寺),后到剡县东仰山寺,公元468年在上虞东山寺收慧约为徒,带慧约先后住于天柱山寺、梵居寺、法华台寺(即西台寺)。公元468—471年间逝世。

    结语

    从慧静的生卒年来看,慧静几乎经历了整个南朝刘宋时代,其个人经历与南朝刘宋的佛教整体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慧静“于宋代僧望之首”,是南朝刘宋时代最有声望的僧人,因而极具代表性,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的研究,了解南朝刘宋时期佛教的发展水平及价值取向。
    从慧静的行止来看,其后半生游化于多个寺院,“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年过知命,志节弥坚”,说明慧静以弘法为己任,在年过五十岁后,其游化的志愿不但未减退,反而更加坚定,这种游化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逝世为止。这种做法在中国僧人中是较少见的。慧静“于宋代僧望之首”,作为南朝刘宋最有声望的僧人,直至老年也从未养尊处优,更是难能可贵。慧静的游化生活又以山居为主,住过天柱山寺、法华台寺(即西台寺)、东仰山寺、梵居寺、东山寺等多个山寺,与弟子慧约优游于山水之间,“讲经看论,穷观山水,所至,辄采杂果,捣治服之”。慧静在这种山居生活中,悉心培养自己的弟子慧约,这种修行生活方式对慧约有着深远的影响。慧约成为中国首位被赐号为“智者”的国师后,仍保持着早期与慧静一道游居山野时的俭素本色。对于慧约高尚人格的塑造,慧静当功不可没。
    南林寺慧静在南朝刘宋时期有很高的声望,然而在后世却少为人所关注,这与其著作失传有一定的关系。梁代慧皎撰《高僧传》称慧静“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说明慧静的著述有十卷之多。唐代楼颕《善慧大士语录》称慧静“才识清远,为宋世名僧,著《命源》、《佛性》论,见重于世” 。说明慧静在南朝刘宋的知名度很高,其学术思想和著作也深受重视。可惜的是,慧静的著作《佛性集》 、《命源论》 虽留名史籍,但其文却并未传诸后世,故后人难以了解其学术思想。本文通过对南林寺慧静的生卒年和行止进行考辨,旨在引起学界对其的关注,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