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佛教与国家的关系
——韩龙云的民族佛教论

韩国仁荷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HK研究教授　金永晋

论文概要：在韩国佛教史上探讨佛教与国家关系的事例很多。特别是近代名人韩龙云曾反复深思处于殖民地状况的韩国应如何实现国家独立以及佛教在其中的作用。他认为佛教所说的‘解脱’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可以说韩龙云将佛教和朝鲜民族看成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民族佛教论。
关键词：韩国佛教，近代，韩龙云，自由，独立，民族佛教论。

一、国家与佛教

佛教是韩国最为古老的宗教。韩国佛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00年前。当然在韩国也存在巫俗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形式的宗教型态，但是这些在韩国社会还没能取得一般宗教的地位。因此说佛教对韩国民族的影响最为深远也不为过。不过历史久远并不等于拥有权威或正统性。我们要观察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佛教所发挥的作用，从中理出佛教价值是如何与韩国民族的历史经验相结合的。
‘韩国’是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之后才被确定下来的概念。近代以前的国家和近代以后的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而朝鲜和韩国或者清朝和中国也不能混为一谈。但这不是说在论及历史时不能使用“韩国”或“韩国民族”。近代韩国继承近代以前韩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能将二者完全隔离开来。佛教传到古代韩国之时，它不是韩国的佛教，而是印度或中国的佛教。传到韩国的佛教在韩国发挥一定的作用，并确立自己独有的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韩国佛教。因而要正确理解韩国佛教，就必须将佛教的历史作用和理论功能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
佛教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韩国古代国家建立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教不仅对文化、宗教，而且对当时的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榜普世主义的佛教响应古代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在理论上讲虽然很特别，但在现实中却不乏其例。在印度和中国就曾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佛教以不同的方式配合了国家体系的建立，并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拥有众多教众，这也例证佛教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人类组织。应该说佛教原本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因为有了人世间，才会有所谓的出家之说。
韩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元晓大师从事弘法活动的时期是新罗为实现半岛统一而进行战争的时候。元晓大师在都城庆州应该多次撞见凯旋归来的新罗军队。也应该亲眼目睹了因战争成为残疾人的许多军人。听着这些军人的哭诉，看着这些家人的痛苦，元晓大师应该意识到了作为僧侣自己该做什么。政府为超度阵亡将士和整合全体国民，积极鼓励了佛教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僧侣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此，佛教在处理与国家或政府关系时，始终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角色。
韩国佛教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并不等于它的性质一成不变。时代和地域不同性质也有所不同。如果能够找到佛教在各个时代或各个地域的不同性质和特征，那么韩国佛教的真实面貌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新罗统一三国之后佛教曾致力于治愈战争留给人们的后遗症。统一新罗灭亡后建立的高丽王朝时期佛教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佛教国家的高丽从国家层面上支持了佛教。佛教与王族或地方豪族勾结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而很多大型寺院都与特定权力集团维持着特殊关系。甚至参与了围绕王位继承进行的宫廷暗斗。
历史上佛教还是国家反抗侵略的精神动力。保存于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可谓是高丽与蒙古之战的成果之一。当时的高丽想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及利用佛法抵御蒙古的侵略。朝鲜王朝时期佛教已被排斥到权力中心之外，知识界也少有关注，但它在精神领域依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时期众多僧侣为了救国毅然投入到了反抗侵略的战争。与高丽时期试图通过佛法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同，这一时期僧侣们直接参与的武装反抗斗争。将杀生作为第一禁戒的佛教参与到了战争之中，为了救国大义朝鲜佛教宁可破杀生戒，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这种情形不仅在朝鲜，古代中国和日本也曾有过。有所不同的是朝鲜僧兵的组成是非常正式和公开的事件。
日本占领朝鲜时期，自认为是日本天皇臣民的中央佛殿部分僧侣教授，曾督促自己的学生积极参与大东亚战争。仅从鼓励参与战争这一点来看，与朝鲜王朝时期的西山大师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附和侵略战争和自我防御性质的斗争毕竟截然不同。这样看来，不能仅仅将护国或救国本身作为佛教价值，而是有必要从护国或救国方式上寻找佛教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单纯的从拥护或热爱国家的层面上理解救国佛教或爱国佛教是比较困难的。

二、韩龙云的世界认知和民族意识

从佛教意义上提倡救国佛教或爱国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当属活跃于近代的僧侣卐海韩龙云（1879-1944）。解放以后人们评价韩龙云时常常冠以抗日独立斗士、启蒙思想家、诗人、僧侣等称呼。他一生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很普通的韩国国民，其次才是一个特定的宗教人士。因而，研究他的人们不太关注他作为僧侣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本文想从佛教价值层面去理解韩龙云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或独立精神。鉴于此，我们将与朝鲜民族相关的他的佛教思想称之为“民族佛教论”。韩龙云虽然没有确立所谓民族佛教论的理论体系，但基于民族主义的他的佛教活动指向性非常明确。从广义上我们可将此称之为“民族佛教论”。
青年时期韩龙云积极参与了甲午农民战争，这件事可谓意义非常。这表明韩龙云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历史角色。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刻影响着韩龙云的人生。他一生都背负着对历史的使命感。他每天都在感受和思考着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当他的这种意识与佛教相结合之时，体现为救济众生的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当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之时，又体现为抗日精神和民族意识。
韩龙云的民族意识不仅仅表现在他对现实或政治问题的思考。他不仅重视启蒙，而且试图探究普遍的人性，这点与鲁迅很相似。他超脱时代与主义，提出了人类究竟是什么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家人他在参与领导独立运动时，也始终坚持这种思维方式。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年轻的韩龙云离开故乡，开始巡游各地。纵有一腔火焰般的热情，但他无处表露。没有能力升华激愤，只会徒增痛苦。
我决心要为我的未来积蓄实力，要努力解决有关人生的各种问题。因此，我放弃了去汉阳（首尔）的初衷，改道去了报恩俗离寺。后来又寻访深山幽谷的大刹，来到了江原道的五台山百潭寺，成为了托钵僧，开始修佛性。…陷入烦闷之中时，偶然读到《瀛环志略》，认识到朝鲜之外尚有广阔天地。后经元山去西伯利亚，虚无中度过了几年。…回国后在安边释王寺参禅度日。（韩龙云，《禅与人生》）
东学党起义的失败让韩龙云心绪非常纷乱。现实的无望与世事的不如意，让他不知所措。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更为认真的回首人生。这不是思维退步，而是提高认识历史眼光的过程。这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求道心。没有自我反省的热情，仅仅是一时的口号。皈依佛教的契机让他产生了关于人生的种种疑问。不懂思考人类本质的人成为宗教或国家的领导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韩龙云更为深刻地思考朝鲜或朝鲜民族的背景之一是他对世界有了普遍的认识。他读过19世纪清人徐继会（1795-1873年）所著的《瀛环志略》之后，摆脱掉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关系框架。他认识到中国和朝鲜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众多国家之一。《瀛环志略》是一部人文地理书籍。于1848年在中国福建首次出版发行，之后传到日本和朝鲜，备受三国知识界的青睐。书籍关于欧洲各国的介绍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认识和思考视角。韩龙云也不例外。他认识到韩国不能停留在封建社会，而是应该积极探索建立近代社会。
从华严哲学的立场来看，所有事物都具有全球性价值。依此，所有众生也可以说具有全球性价值。韩龙云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他的这种努力表明他对人类价值有深刻的思虑。他看不惯因为身份卑微、一无所有，而被藐视和蹂躏的社会现象。韩龙云认识到了现实中的痛苦并非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同在一个世界的众多民族之间也会时有发生的事实。他自觉地意识到了民族性。可以说是世界意识的萌发催生了民族意识。
蜜蜂和蚂蚁会排斥异类，它们会拒绝与异类同居一处。这是动物源自自我存在意识的行为。不会因为利害关系，而不排斥异类的侵入，即便是其他群体给自己利益也还是会排斥。…人类亦是如此，不同民族之间有自我存在意识。有色人种和无色人种之间有自我存在意识，同一种族的各民族之间也有自我存在意识，因而不会被同化。（韩龙云“朝鲜独立宣言的理由”）
韩龙云在这里强调民族与人类一样也具有自我存在意识。我们将打破自我存在的行为称之为暴力，又将打破一个民族的自我存在的行为称之为侵略。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独立运动，韩龙云参与了朝鲜独立宣言书的起草与宣布。他在谈到朝鲜独立的理由时，指出了民族的自我存在意识。一个人能力出众、富有，不表明他具有自我存在意识。
韩龙云认为朝鲜民族摆脱日本的统治，建立属于朝鲜民族自己的独立国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他坚决反对日本打着要保护无能的朝鲜、要帮助落后的朝鲜实现近代化的幌子统治朝鲜。他认为这种理由是帝国主义典型的侵略意识型态。韩龙云指出作为一个民族它总是希望自己的民族独立于其他民族，这与利害关系毫无关系。民族自我存在意识与国力并无联系。

三、自由与独立精神

韩龙云依托自我存在意识谈到了民族意识。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我存在是他所拥有的自由。对于殖民地朝鲜这种自由体现为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转换为全民族对民族独立的争取。因此，对于韩龙云自由的意义具有非常重要。殖民地朝鲜的独立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实现。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与构成这一民族的个人自由的实现息息相关。佛教常说要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达为大自由。实现自由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终价值之一。
自由是万物的生命，和平是人生的幸福。因此，没有自由的人如同死骸，失去和平的人是最为痛苦的人。被压迫者的周围如同坟墓，争夺者的周围如同地狱。世间最为理想的幸福其实就是自由与和平。（《朝鲜独立书》）
韩龙云指出自由是所有存在的生命，换句话说自由是人类的最终价值。可以说剥夺自由就是在剥夺生命的行为。因而，为了生存我们也要争取自由。韩龙云在不仅谈及了自由还谈到了和平。之所以会将二者同提并论，是为了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那么相互之间必将会起冲突。和平本身就要求在谈及自由时要一定程度的关照对方。
韩龙云早在《朝鲜佛教维新论》中就曾预言，未来世界将成为佛教的世界。他说未来世界“因为平等、自由和世界趋同，所以可称为佛教世界”。韩龙云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近代价值视为佛教价值。“韩龙云将自由主义这一近代思想融合于佛教的平等概念之中，从而成为了进步的改革运动家。他将批判利己主义、弘扬利他主义的菩萨精神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廉武雄，“韩龙云的民族思想”，《韩龙云思想研究》，第243页）
韩龙云在《朝鲜佛教维新论》中论及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年）的自由概念和康德（I.Kant）的自由概念。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诠释佛教的真如概念时贯穿着自由概念。梁启超指出真如是人类所能拥有的终极自由。但由于这种真如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因而人类可以联合起来。他通过佛教的真如概念，畅想的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集体的自由。集体的自由是集体所向往的一种价值。韩龙云将集体的自由转换为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真如概念表明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韩龙云将佛教中所说的主体心视为一种自我，进而认为自由与自我实现有关。主体的自我发挥作用时自由就会产生。自由会变得无比活跃和扩大。此时活跃的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东西，而且还包括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社会是获得自由的空间之一。韩龙云承认禅是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活动。同时他还把这种活动提升为社会问题。
所谓自我不仅仅是指身体，而是指同时支配着肉体与精神的心。但这并不代表肉体不属于自我。既然心是自我，那自我就可以无限扩大和延伸。…为国家社会做出牺牲之时，国家社会便是自我；为宗教、学术等其它一切牺牲生命之时，宗教、学术等其它一切便是自我。（韩龙云，《禅与自我》）
与韩龙云相同，梁启超也曾在《余之生死观》中论述过个人为社会做出牺牲时，自我与社会相一致的理论。这是扩展自我外延的方法，旨在强调对于社会或国家的作用。当然这种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危险。个人投身到集体，以求开发自身的理论，有时可能会被看成是在鼓励参与战争。也可能会发展为只是一味强调为集体个人要做出牺牲的理论。在现实中，日本进行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时，就是运用这一理论动员国民参与战争。韩龙云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当时蔓延的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非常警惕。
民族之间有文明程度的差异，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作为有血性的民族怎能永远甘做他人的奴隶，又怎能不去图谋独立自存。因此，军国主义即侵略主义是磨灭人类幸福的最为凶恶的魔鬼。（《朝鲜独立书》）
韩龙云相提并论自由与和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我存在意识。剥夺这种意识就如同剥夺人类的生命。从国家层面看这就是一种侵略主义。如同一个人要为维护自由而努力一样，一个民族也要为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自存而努力。韩龙云说：“自由是生命、是最大的幸福”。为维护生命和幸福努力奋斗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的自由或一个民族的独立本身就是生命、是首要价值，也就是自我存在意识。“国家要独立不一定要完全具备所有的物质文明。只要有足以实现独立的自我存在心气和精神上的准备就已经很充分了。”（《朝鲜独立书》）

四、民族佛教论

韩龙云认为一个民族和人一样也渴望自由。佛教中所说的大自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所追求的价值。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由社会构成。依照佛教的缘起法社会和个人互为条件。这样一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就必然与社会有着联系。在韩龙云看来，旨在治愈人类痛苦的佛教不得不关心社会或国家问题。由此，韩龙云虽为僧侣但很是热衷于政治问题。他不仅高呼朝鲜的独立，还主张改革朝鲜佛教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个是社会活动，另一个是宗教活动。因为对于他来说，朝鲜佛教改革是朝鲜民族实现独立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韩龙云写作《朝鲜佛教维新论》一书不仅仅是为了佛教界的改革。他认为佛教界摒弃封建习俗、实现近代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实力。他接纳了近代进步的历史观。他主张“如同人类知识在不断发展一样，历史也是由愚昧向文明、由争夺向和平发展”。但他反对为了进步而进行侵略或暴力活动。他认识到在已经失去国家主权的朝鲜，单单依靠对侵略国日本的怨恨是无法恢复主权的。所以培养民族势力是必由之路。基于这种理由他倡导了佛教改革，以图增强民族实力。
要想改良或革新朝鲜民族的精神动态和生活型态，就必须首先对精神动态和生活型态有着领导作用的佛教进行改革。（“朝鲜佛教的改革方案”）
韩龙云认为朝鲜佛教与朝鲜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他还强调了朝鲜佛教对朝鲜民众的精神上的领导作用。韩龙云主张只有先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领导作用的佛教进行改革，朝鲜民族的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中国的梁启超早年也曾提出通过佛教改革中国社会。梁启超主张实现近代改革或进步需要有宗教心，而作为与中国民族一同走过上千年历史的佛教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韩龙云认为作为传统宗教的佛教不仅可以强化朝鲜的精神力量，而且通过佛教改革可以带动社会启蒙。
韩龙云的民族佛教论的意义在于自我解放和民族解放统一。这从政治角度看是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它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主义。韩龙云承认世间众生的局限性。对于生活在殖民地朝鲜的朝鲜民族所经历的痛苦他深感同受。僧侣韩龙云于是投入到了夺回被剥夺的民族自由的战斗之中。这如同大乘佛教的菩萨为救济众生，暂缓解脱，投身红尘世界。他认为民族的命运即是自身的命运，因而为解决民族矛盾他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作为朝鲜僧侣，他的这种精神与禅宗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韩龙云从禅中找到了朝鲜佛教的修行传统。他作为一个志士的心态就来源于禅僧的风气。有人向他讨教佛教的一句金言时，他的回答是“雪中梅花”。他的这句话让人联想到在任何困难下都不言弃的禅僧的修行。犹如禅僧参话头修行，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对于他来说，进行独立运动或佛教改革是一种修行过程。在近代中国谭嗣同向世人看到了不屈不饶的气节。他试图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打破封建习俗。
韩龙云认为佛教的作用并不只是对佛教界这一集团的作用。他希望佛教态度和方法渗入日常领域并发挥某种成效。他试图以文学的方法以及通过对禅进行新的解释来进行这种努力。他把禅思想应用到了日常中。“只要有人反对，就不可能参禅。参禅是一件谁都可以做的极其平凡而又非常必要的事情。当禅成为完全人格范畴时，它就是最好的兴趣、最高的艺术。”（“禅与人生”）韩龙云认为禅并不是山寺僧侣的刻苦努力。在他身上禅悟被世俗化了。这种世俗化不是禅悟的水平下降，而是指与人类的日常更密切了。韩龙云民族佛教论也必须从这种意义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