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对佛法的期待
——以历史上几次争夺和尚的事件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教授　温金玉

今天回顾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时，我们会注意到对佛教产生较大影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翻阅古籍仿佛会听到那个时代不绝于耳的“华夷之辩”、“沙门是否应拜俗”的激烈争论。其实，佛教从传入之日起，就遭遇了中国固有文化对它的审视与批评，争论是一直存在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受到来自皇室、贵族以及普通民众持久而虔诚的信奉，法音流布，寺塔林立。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大量保留与反映着护法调和的主张，所以，和谐也是一直存在着。本文通过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回顾来勾勒佛教初传期王权与佛法关系的大致轮廓，从另一视角来观照王权对佛法所抱有的一份期待。

一、事件回放

佛教作为一种大众信仰系统,它必定要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由此它与政权的关涉就成为必然。在佛陀菩提树下悟道后的行化生涯中，就始终受到王权的支持，如频毗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等的大力护持，弘法基地竹林精舍、祗园精舍的取得，都与王室或贵族的支持有关，至于后来阿育王对佛教传播所起的不世之功更是使佛教走向世界的关键。所以在佛典中保留有许多涉及此方面的经文，如《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就最为典型。
两汉之际，佛法东来，从此与华夏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人们已不太去分辨汉明感梦、白马驮经的历史真实，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象征，那就是佛教的传入，既有皇室的迎请，又有西方传道者的使命，文化交流中的双向性意愿在这一传说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诠释。“然古今皆称震旦佛教始于汉明永平七年者，则以帝王崇信，三宝初具，既显著乎一时，后世因之流传昌大，不复断绝。” 中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王权专制国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背景下，一切皆须在王权的统摄之下。两晋南北朝时所发生的几次争夺和尚的事件最是说明问题。

（一）道安
道安，东晋一代名僧。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因北方战乱，道安率400余僧徒南下襄阳，于当地影响较大。《高僧传》记载，孝武帝曾下诏褒扬：“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徵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其教化对社会风气的陶冶有重大作用。当时，前秦皇帝苻坚也很是渴慕道安，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多次派人向道安致意，并赠礼物。378年，终于下决心攻打襄阳，道安、名士习凿齿、朱序被俘。他兴奋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并解释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因习凿齿腿有残疾，故苻坚戏称为半人。他出外游览，也要道安同车。后来慧皎在《高僧传》卷八中专门有一段议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反更同辇，与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四翁赴汉，用之则行也；三闾辞楚，舍之则藏也。经云：‘若欲建立正法，则听亲近国王，及持仗者。’安虽一时同辇，乃为百姓致谏，故能终感应真，开云显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道安提出著名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以求佛教适应时事。

（二）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后秦高僧。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高僧传》说“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年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罗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苻秦建元十三年（377）苻坚的观星象官奏说：“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苻坚就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继获道安后，鸠摩罗什的收归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道安也听到西域有罗什这样的高僧，就一再劝苻坚迎他来华。但龟兹国王不愿放走罗什，这样，建元十八年(382)，苻坚便派将军吕光率兵七万，攻伐龟兹，并嘱吕光在攻下龟兹时，从速送罗什入关。二十年（384），吕光攻陷龟兹，得罗什，还师长安之际，苻坚被杀。吕光只得割据凉州，自立为凉主，罗什亦被带至凉州。后来姚苌继苻坚称帝于长安，慕罗什高名，也曾邀请入关，但吕光父子“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愿放他东行，罗什滞留凡十七年。姚兴嗣位后，于弘始三年（401）出兵灭后凉，罗什才被迎入关。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宗室显贵都信奉佛法，公卿以下莫不归心。

（三）昙无谶
昙无谶原中印度人，自幼读咒经，兼通大小乘，后至龟兹。河西王沮渠蒙逊闻其名，将昙无谶带到凉州，接待甚厚，尊之为国师。昙无谶声名远播，北魏太武帝听说其有道术，便遣使向北凉要昙无谶，《高僧传•昙无谶传》说，“时魏虏托（拓）跋焘闻谶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逊曰：若不遣谶，即加兵。”明显以战事相威逼。但“逊既事谶日久，未忍听去。”太武帝因此又派李顺向蒙逊要人，并说：“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可见其是志在必得。而蒙逊态度甚是坚决，“此是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蒙逊既不愿交人，而太武帝又以强势步步紧逼，使得北凉的形势甚是紧张。义和3年（433）3月，昙无谶只好以寻《涅槃经》后分为借口要求西行，“蒙逊忿其欲去，乃密图害谶，”于是遣刺客在路上将昙无谶杀死。

二、争夺因由

我们看到，不论是前秦符坚的出兵襄阳、龟兹，后秦姚兴攻伐凉州，还是魏太武帝以战事威胁蒙逊，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争夺一个出家人。那么，王权以战事来争夺出家人其间因缘何在呢？
在佛教初传期，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谶纬神异之风气。汤用彤先生分析说：“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此大法之所以兴起于魏晋，原因一也。” 方术内容庞杂，涉及天官星历、灾异感应，以及谶纬符命。谶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是其备受王室关注的主要原因。从所举三例分析，可说道安之神异性最少。习凿齿评价道安僧团“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道安弘法中，一改其师佛图澄以擅长神通为方便的传法手段，而是依靠于僧团的规范管理。但在其传记中依然可以看到，道安在南下途中喊出“林百升”的趣事，以及将佛像头髻回炉而现佛舍利的感应。道安的老师佛图澄则是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神僧。
佛图澄初次令石勒生信就是靠盆中现青莲的法术。僧传中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以麻油杂胭脂涂于手掌，千里外事，彻见掌中。又能听铃声而辩吉凶，无不应验。当时大臣王度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而石虎自谓“生自北鄙，承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他对佛图澄的礼遇，更是夸张。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佛图澄由此成为石氏王朝的政治军事顾问。每有大事，必谘于澄，称他为“国之大宝”。民间对其也是非常崇拜，“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佛图澄借后赵推行道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凡八百九十三所。
鸠摩罗什之所以能得青睐，《高僧传》说他“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苻坚遣吕光出兵时说：“夫帝王应天而治，以予爱苍生为本，岂贪其他而伐之乎？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剋龟兹，即驰驿送什。”
后来姚兴得到鸠摩罗什，同样奉为国宝，最为离奇的是，他“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
不仅如此，姚兴还看中道恒、道标两法师，认为他们“神气俊朗，有经国之量”，命尚书令姚显强逼还俗做官，“释罗汉之服，寻菩萨之迹”。还动员鸠摩罗什来做思想工作。两法师只好逃进秦岭山中。
昙无谶同样因神异而得重视。《高僧传》说昙无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魏书．释老志》点明其功用：“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无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 《资治通鉴》也说：“初罽宾沙门昙无谶，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术，凉王蒙逊甚重之，谓之圣人” 而正是因此神异最终为蒙逊所杀。
高僧常以神异被尊国师，但有时也因神异而丧命。北魏时的玄高就遭遇这样的命运。太宗好阴阳术，因崔浩懂此术，“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以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时有沙门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测，贵贱咸重。焘乃军逼凉境，征高东还。既达平城，大弘禅化。崔浩与玄高之争，让玄高被缢丢了性命。诏书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技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皇室所争之僧，必具懂阴阳、晓术数、诵咒符、明吉凶之才，于王权的稳定巩固有所裨益，所谓“上俾皇极”、“实助王化”。究其因由：一是佛教初传期，汉地高僧较少，僧才成为当时稀缺资源；二是出身外族的统治者，依然保留着较为原始形态的对巫师、巫术的崇拜，认为巫师是一个团体的宗教精神领袖，可以左右兴衰成败；三是不能排除借争高僧之名来行攻城略地之实。

三、期待所在

透过争夺和尚事件，我们可以说皇室对佛法的期待就是“有助王化”，让佛法直接参与于安邦治国、经世济民之中。这样的事例即使在后来仍是频繁发生。如玄奘回国后，太宗可说是“一见倾心”，觉得玄奘之才，“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被玄奘婉谢。数年后唐太宗再度提议：“帝以法师学业该赡，仪韵淹深，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至是又言曰：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于意如何？”玄奘初心未改。唐时道信、慧能、神秀都曾有被皇室征诏的经历。
大元帝国的设计师刘秉忠亦是僧人出身，法号子聪。曾为忽必烈订立朝仪，参与军政大事，大元典章制度多出其手。后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元世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元史》其传中说：“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刘秉忠虽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却始终僧装不改。
明时的姚广孝亦如刘秉忠。《明史》记载：“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他自幼出家，却爱谋略；身处空门，却热心政治；他辅佐燕王朱朱棣举兵，夺得天下，奠定成祖帝业。
其实“好将佛事助文治”一直以来也是佛教的主旨。出家人的理想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僧人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来为王化服务。“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玄奘就表达“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的意愿。南朝宋文帝明确认识到佛法的化导之功：“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 北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法时说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佛法对民众的教化之功是不可估量的，太虚大师评价说“震大法雷，雨大法雨，化洽朝野，道涒中外，颇有移风易俗之势，将令震旦之成俗国习一变。”
就中国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发展来看，可以说和谐期远远大于争斗期，而恰恰是一时的争斗换来了更久的相容，矫正和平衡着佛教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保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譬如淘汰僧尼、抑制寺院经济、设立僧官、提倡道风建设，大体都是善意的。印顺法师就认为，国家的管辖，对于不健全的佛教，实际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