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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神秘的和尚军师姚广孝

     发布时间:2017/11/28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佛教盛行,和尚多如牛毛。在腥风血雨的朝代更迭中,计定江山的谋略家灿若繁星,不可胜数。这也不足为奇。但能够将超凡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和积极用世、竭精殚智的谋臣集于一身者,却极为少见。而姚广孝就是这样一位神秘的和尚军师,一位身披袈裟的政治家和谋略家。
     姚广孝绘像
      作者:史宗义
      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在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若隐若现,神出鬼没,他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是货真价实的军师。他最擅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却敌,在明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斗争中,他是第一功臣。但他恰如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使人感到莫测高深。他实在是一位神秘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怪杰出世
      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他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
      姚广孝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然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父亲让他学习行医,他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争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父母认为他小小年纪,口出狂言,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由于姚家祖辈事佛,父母决定让他出家为僧,谋口饭吃。但父母很快又舍不得了,毕竟儿子年纪还小,就这样离开父母,确实放心不下。就在父母犹豫不决的时候,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说:“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父母亲听了这话,觉得有道理,终于下定决心,把姚广孝送到了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姚广孝成了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姚广孝出家后,却从师于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读书工诗,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诸家之学,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有四个好友,分别叫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这四人自比于唐初四杰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中的徐贲,号北郭生,比邻而居的高启、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这些人劝姚广孝弃佛归儒,姚广孝婉言谢绝了。大约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4年),他潜心内外典籍的学习,开始了佛、儒两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和诗文来往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路子,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诏取天下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而失去了应诏的机会。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这时,47岁的他已经倚仗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在好朋友宗泐的举荐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选高僧进京。从此,他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
      燕王朱棣的首席谋臣
      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命令选拔天下的有道高僧来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僧,当时正应诏在京,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称他为“泐秀才”。在他的举荐下,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召见了姚广孝。两人一交谈,竟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朱棣请姚广孝出山相助,姚广孝毫不犹豫,欣然应允。此时,朱棣就藩北平,姚广孝就跟随燕王北上,来到了北平。为了遮人耳目,朱棣让他住持庆寿寺。两人从此频繁往来,经常秘密私谈,至于谈论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有人猜测,两人在商谈如何夺取明王朝的大权,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出,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朱元璋晚年丧子,悲痛不已。同年九月,在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下,朱元璋立年仅十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指定了未来的接班人。朱允炆是朱棣的侄子,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在皇位继承上,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王放在眼里,他们也难以尊奉这个小侄子为君主。可见,朱元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选择年幼的朱允炆为自己的接班人,显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也成为朱棣日后夺权的一个把柄。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时,却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来的敕符,让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恼火,仍要下令过江。姚广孝赶忙劝阻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听从了姚广孝的建议,虽然心中不满,但还是带兵返回了北平。
      实践证明,姚广孝的建议在当时的确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朱棣强行过江,不仅有违朱元璋的“遗诏”,闹不好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1399年,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他上台之后,采纳了大臣齐秦和黄子澄的意见,大肆清除诸王,朱棣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姚广孝立即密劝朱棣起兵夺取政权,但朱棣一直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
      这时的建文帝一心想有所作为,他亲贤好学,大胆改革,减轻赋税,颇得民心。为了进一步坚定燕王起兵的决心,姚广孝煞费苦心,以相面、占卜等方法不断地诱导,并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朱棣终于被说动了。
      燕王决计起兵,姚广孝起了决定作用。如果没有姚广孝,明朝的历史说不定就要改写了。
      靖难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鼓动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子建文帝决一雌雄。
      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使燕王最后下了决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细致的准备,其中的练兵和铸造兵器尤为重要。
      在朝廷严加监视和防范的情况下,大规模地练兵和铸造兵器,肯定会暴露目标。军士们整天提心吊胆,燕王也是忧心忡忡。姚广孝立刻命人买来大批鹅鸭,养在燕王府邸,并且派专人设法让这些鹅鸭整天不停地叫唤。这样,练兵和铸造兵器发出的声音,完全淹没在鹅鸭的鸣叫声中了。燕王和军士们对姚广孝的机智更加佩服了。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正式起兵。燕军一路破关拔城,来势凶猛,举国震动。建文帝急忙派耿柄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讨伐。燕王在姚广孝的辅佐下,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大破耿柄文的大军。建文帝着了慌,急忙以曹国公李景隆取代了耿柄文。十月,燕王率兵袭大宁,李景隆乘机包围了北平,筑垒于九门。
      此时,燕王领兵在外,北平只有少量兵力,由姚广孝负责守城。面对强敌,姚广孝临危不惧,多次打退李景隆的进攻。他知道苦守孤城,势不能久,必须以攻为守,才能保住北平。于是,他乘李景隆久围松懈之际,夜间突然命军士杀出城门,出其不意,杀得明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燕王攻拔大宁后,回师北平,内外夹击,将包围北平的李景隆军打得大败而逃。姚广孝对保卫北平,保全燕王的创业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军事实力。
      燕王起兵三年,与朝廷各有胜负,但没有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王和姚广孝敏锐地意识到,长此下去,别说夺取朝廷政权,就是生死存亡都很难预料。在这危急的关头,姚广孝不愧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他在总结了三年的作战得失后,提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谋,这就是:“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这一奇谋的提出,燕王没有想到,建文帝更没有想到。谁敢出这样的计谋啊?谁能想出这样的神机妙算啊?燕王高兴地说:“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率兵南下,远袭京师。第二年五月,一路征战,到达长江北岸。姚广孝的这一谋略给了建文帝致命的一击,建文帝把主力派往北方讨灭燕军,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更没有想到朱棣会以弱小的兵力远来突袭。而燕王按照姚广孝的谋略,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在其兵力薄弱的地带穿插突进,竟然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攻到长江北岸,与京师仅有一江之隔。至此,建文帝惊恐失措,无计可施,只得请求割地求和。燕王已稳操胜券,攻取京师只在旦夕,因而对建文帝的求和置之不理。六月,朱棣挥师自瓜州渡长江,建文帝派兵迎战,均告失败。燕军兵临城下,建文帝政权岌岌可危,谷王朱橞、大将李景隆等开城投降,京师遂告陷落。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朱棣进入京师,终于夺取了明朝的政权,当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号为永乐。
      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姚广孝的记载不多,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朱棣“靖难”夺位中的重要作用。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这是对姚广孝的最好肯定。
      不脱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广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宠信,马上被授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恢复了他的姓,赐名为广孝。太子少师是当时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个实职,由此可见朱棣对他是极为重用的。
      明成祖和姚广孝谈话,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少师,可见成祖对他是极为尊重的。为了报答姚广孝的功劳,成祖让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成祖又赐给他府第和两名宫女,姚广孝也不肯接受,仍然住在寺院。在朝堂上,他的衣着和身份,不仅在当时独一无二,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永乐二年六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但是,回到故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没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怅然。姚广孝带着复杂的感情,将父母的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回京后,养了一只雄鸡。每天听到鸡叫,他就起床,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这样,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几个年头。
      姚广孝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原来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是解缙,解缙并没有理解皇帝编修这部巨书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这部巨书完成后,定名为《文献大成》,上呈皇帝审阅。成祖对这部书不太满意,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等内容的二万多卷的巨书,在姚广孝主持下顺利完成,并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前后有两三千人参加了这一浩大的工程,总共用了六年时间,共有22937卷,11095册,字数达三亿七千万。然而,这部珍贵的文献巨著后来大部遗失,现存的仅有714卷。
      姚广孝在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因而受到儒者的鄙视。他回家乡长洲看望同母姊妹时,不但不纳,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去访问老友王宾时,王宾不见,只远远地对他说:“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在儒家思想统治和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明代,像姚广孝这样敢于诋毁批判儒家的人是不多见的。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不是挂名的监修官,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的时间和全书的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的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成书,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经在两月以前与世长辞了。
      姚广孝一生不脱袈裟,自有他的奥妙所在。他从十四岁起穿上袈裟,但一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交接王侯,策划密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是一位穿着袈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前,姚广孝是和尚;在朱棣夺取政权以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当和尚,因为这身袈裟为他的政治活动和得以善终做了最有效的保护。朱棣在当了皇帝以后,姚广孝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在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姚广孝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深知“狡兔死,良狗烹”和功高震主的恶果,他不能不有所防备,这就是他不愿意脱去袈裟的真正原因。他继续当和尚,实质上向朱棣表了一个态度,表明自己对权势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没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对姚广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广孝的权势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终。这不能不让后人佩服他超人的智谋。
      姚广孝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成为达官贵人之后,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大肆敛财。相反地,他保持了一个和尚的本色,视金钱如粪土,永远不蓄钱财。他曾因公干到家乡长洲,把朝廷所赐的金帛和财物都分给了宗族乡人,自己不留积蓄,这与历来巧取豪夺、搜刮民财的封建官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并问他有什么请求。姚广孝没有请求别的,却请求成祖赦免久在狱中的溥洽。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成祖进入南京城时,建文帝不知所终。有人说溥洽知道建文帝的下落,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成祖虽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但还是把溥洽囚禁了十余年。成祖听了姚广孝这唯一的请求后,立即下令释放了溥洽。这不仅因为姚广孝与溥洽同是出家人的缘故,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给成祖在处理与建文帝及其诸臣的关系上作一个暗示,不让成祖滥杀无辜。姚广孝至死都没有脱离政治家的本色,实在令人钦佩。
      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