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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语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3/9/19 浏览次数:592


          东汉末年,佛教经典随着鸠摩罗什等佛法弘扬者传入中国,翻译经典遂成为表达佛法思想的首要工作。由于中国与印度在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差异性颇大,想找到适当的对译词实非易事,译经师们本着对佛法义理的掌握及自己在文学上的素养,在字字句句中仔细推敲下,更冀望以最贴切的文字词汇来阐杨佛法真正的意蕴,因此,在佛点翻译的阶段中,不但使佛教的法身慧命得以绵延,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汇,基至影响到中国文学、艺术、音乐的创作与发展。
          佛经译词的丰富性
          梁启超先生曾经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提到:“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元。此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现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由此观之,则自议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由此得知,佛典翻译及译经师们的努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贡献是深远丰厚的。随着佛典的弘传,经典中的譬喻故事、偈送、思想也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文化中,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更是引人入胜。例如:《百喻经》中的“空中楼阁”,提到过去有一位富翁想要兴建楼房,看中意别人第三层楼的建筑,却要求建筑师不要从第一层兴建起;而要求直接兴建第三层楼。依此譬喻来告诫弟子修行非一蹴可成,要打好厚实的基础,而今则用来形容不切实际的构想或提问,诸如此类的譬喻故事在经典中不胜枚举。
          禅门语录的活泼性
          中国先秦时代,人们所写的文体与时常所说的口语是一致的,称为“文言一致”。到了汉代以后,说话与书写开始不一致。到了唐代,则已完全不同,此时各寺院讲经说法也出现“说唱文学”等方式,更走上趣味化、生动化与通俗化。
          由于时代的变迁,禅宗与净土宗成为信仰的两大主流。尤其是禅宗,至六祖慧能大师之后,法脉分灯,六家七宗各依不同的禅风接引学人。禅门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以心印心”之传承,却也更重视佛陀“观机逗教”的教学本怀,让中国禅宗从偏重视生活实践中师徒之间机锋的祖师禅,语录中饶富机锋之生动性与启发性,引发当时文人雅士的竞相效尤,于是“好谈禅、论机锋”一时风靡起来。此中禅门的语录、灯录慧照世间,简捷犀利,妙言潜隐的话头,更增添中国词汇的深度与内涵。例如“回光返照”语出《禅关策进》:“透脱生死牢关,先须截断一切圣凡虚妄见解。十二时中,回光返照。但看个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个甚么?切莫向外边寻讨。”此句原指修道者求道需返自心源,今则形容人临死前身心忽然好转之短暂现象。另有“当头棒喝”、“磨砖作镜”、“骑牛觅牛“等都是禅门公案,直指心源的法语,这些公案、语录词汇被普遍使用,甚至衍生出与原意不同的种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