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居士的学佛路
文/戒毓
在中国,提起苏轼,几乎妇孺皆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豪放派词人的风骨,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咏叹更是成了人们寄托相思,祈祷平安的传唱佳作。这位受过正统儒家教育,以履行仁义之道,对现实功名有抱负有期待的大儒,自他入仕,佛教文化于他,由最初的点缀诗文,到后来逐步地浸润身心,乃至最终真实地放下傲慢,发自内心地皈投佛门,佛法成为生命的需要,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道路的。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宋代已与儒道并行,对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颇有影响。苏轼也是其中之一。他早期对佛教的态度,与其老师欧阳修多少有点相似。宋代儒者对佛教的典籍大多都有研究,但他们不信佛,甚至辟佛。苏轼也是如此,对佛法的修学,多停留在文字表层的口头禅上,借用佛法的深邃智慧来装饰文学的优美,而佛法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究竟的解脱,于他来说是不屑一顾的。
然而仕途的坎坷,人间的风雨,生死之无常,命运之变迁,像光顾每一位来到娑婆世界的凡人一样,也冲击了诗人的一生。恃才傲物,又超级敏感的苏轼,在这这一生的沉浮阅历间.慢慢读懂了人生这本无字的真经。回光返照,他重拾真理中的麦芒,由不信到笃信,成为彪炳史册的东坡居士。
这里拈出丛林间关于文豪东坡居士学佛的历程,愿化作一盏清茶,供养大家,请读者笑纳。
吾之与僧,不信如此
苏轼在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举进士,第二年应试礼部进入官场,一直到元丰三年(1079)被诬谤讪朝廷被问罪,贬居黄州。早期虽与当权派王安石等理念不同,受到一些猜忌,但纵观其初期仕途,基本上可谓春风得意,学有所成。顺风之路,易养膨胀之心。这个时候的苏轼,在朝野士大夫之中声名日著。他诗文出彩,在佛教界也有不少朋友,常常相邀阔论,以斗禅机为乐。
治平三年(1066),三十二岁的苏轼在川居丧。其父苏洵方外之交的惟简宝月和尚(1012-1095),因慕苏轼文才,请他来撰写《中和胜相院记》。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苏轼对佛教的一些态度。这篇记中说:苏轼曾经研究过佛教文章,佛教大都是以否认不可知方式来搪塞,以此为方法来面对问题。也曾游方过很多地方,向一些僧人讨论禅法,有时甚至堵住对方的退路将其逼到难于应付的地步,对方面红耳赤,回答不出来。反之笑骂他是外道魔人,不懂佛法。苏轼也因此对当时很多的僧人评价不高。自己认为:“吾之与僧,慢悔不信如此。”自己本不信佛,因宝月和尚请他为寺院写记,情面上不好拒绝,同意写记,有点荒谬,“强为记之”。
文中可见,苏轼此时并不理解佛教,对于佛法的接触仅仅停留在辩概好胜的地步,而对终极的解脱,还尚未开始思考。实际上,观念的束缚,是真理最大的障碍。观念不改变,世界也不会改变的。世人往往持着世智辨聪,自恃才高,爱比较,论高低。比较后,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他人对自己的不满缘于嫉妒,由此心里堆积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难于排解,却反咎佛法。不曾想,恰恰是自己一叶障目而不见道,在自我制造的黑暗中指责黑暗,忽略光明而一意孤行。
苏轼被贬黄州时,曾听闻玉泉承皓禅师禅风险峻,机锋凌厉,于是微服私访,前去考验。到了禅师那里,禅师问:尊官高姓?
苏轼回答说: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
承皓禅师一听,知道是来挑衅的,他不假思索大“喝”一声,现场人皆耳聋。
捧师接着反问苏轼:这一喝有多重?
苏轼在喝声中正不明所以,被这一问越发搞得瞠目结舌。
从此之后,苏轼放下慢心,开始敬重禅宗。
学佛贵在无分别心,去执着。三祖僧粲亦告诫大家:“至道无难,唯嫌拣择”。马祖大师提倡“平常心是道”。这拣择比较,就如苏轼自己说的自己姓“秤”一样,称天下长老,来论高低,产生人我是非。这个结果不是实相的真实,都是相对而得来的答案,由此不实之相,人们起嗔爱、是非、美丑之妄心。
“秤”之砣由人而定,秦始皇当初统一度量衡,并非是指这个标准就是最平等最公平的,那只是站在某一方面的立场及价值观而已,只是相对准则。人制定的一切准则都是相对准则,而非客观真理。执着某一个自己认定的相对准则,来框大千世界里的万物,一定是会和客观真理南辕北辙的。世人难于觉察,逞一时之能,而禅师当机立断,
瞬间打破诗人由慢心生出的妄执,对于苏轼学佛历程中,是非常有益的一个经验。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又结识了对他影响甚深的佛印了元禅师。二人关系后来非常密切。苏轼初见佛印时,也曾拿着他的“秤”,来秤佛印禅师。他写信问佛印,在禅师心中苏轼是什么,佛印回说: “如一尊佛”。
苏轼心申得意,对佛印说,可在我心中,禅师长得一身横肉,我看你就像一坨屎!”对于苏轼的冒犯,佛印一笑置之。苏轼将此与苏小妹笑谈,却遭聪慧的小妹讥笑。真正的佛教徒,对人和事都怀有敬重心、感恩心,一切唯心造,有什么样的心,就看到什么样的境界。黄花落叶、飞禽走兽、砖瓦蝼蚁都是佛性的全体启用,以佛心面对世界,呈现的世界就是净土。观对方是一尊佛,是因为佛印有一颗柔软的佛心。而东坡居士呢?心里只有高下之分,斗胜妄心令他犯了愚痴而不觉。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果报都是自己业力的呈现,不是社会辜负的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调整好自己,转变自己的观念。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折射,都是业报的显现啊。苏轼如若不去分别心,只能说他与般若之缘,擦肩而过。在学佛的路上,继续探索;在人间苦难中,继续磨练。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从徐州移知湖州,因受诬讥被捕入狱,同年九月则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五年。元丰三年到黄州,“不得佥书公事”,也由此有了空暇,得以闭门思过。此间他结识许多禅师,参禅问道。次年在黄州开垦旧营地的东坡,躬耕其中,东坡上建数间草屋,四壁绘雪,东坡居士之名由此而来。仕途挫折,令苏轼沉潜心境,开始认真研习佛法。他弟弟苏辙也因受牵连,贬到离他不远的筠州任盐官。
苏辙曾与真净克文、圣寿聪二位禅师在筠州高安的寺院里于榻上休息时,三人同得一梦——五祖师戒前来与他们共叙禅话。第二天,苏轼从黄州特地赶来看望苏辙,及拜访高僧。从此禅林间开始盛传苏轼是五祖师戒的再生。由此而知,苏轼其实很有慧根及佛缘分的。有书记载他十多岁时,常梦见自己是一位僧人。他母亲也说,当初是梦见僧人到家,后来发现自己怀孕的。在苏轼写给真净的信中,也提到此事,说:“前生即是法契,愿痛加磨砺,使他还回本来面”。还回本来面目,在禅宗中是指找回自我,明心见性。这封信是否能透露一点苏轼彼时对佛法的信心呢?相较他三十多岁时“我之与僧,不信如此”的态度,可以说有了完全相反的改变。
既然苏轼前生有可能是得道高僧,却又为何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做诗人的一生当中对佛法的认识也是由偏到全需要磨砺呢?佛教认为:声闻也有隔阴之谜。即使是证得阿罗汉的圣人,再次转世时,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都有迷失的可能。苏轼在知道自己来历后,愈发动了真心,愿在佛法上有新的突破。
“愿痛加磨砺,使还旧观”的苏轼在黄州时,结识禅门临济宗黄龙派二世的东林常总( 1025-1091),他常去请教和参究禅法,中国禅宗史也因此把苏轼列为东林常总禅师的法嗣。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四月,苏轼奉诏从贬所黄州移居知汝州(地处今郑州、洛阳、平顶山三市交界地带),顺路到庐山游玩,最后参访东林寺,与常总彻夜长谈,讨论佛法,谈及“情与无情,同圆种智”的话后,忽有省悟,因而作“未参禅前”,“参禅时”,“参禅悟道后”三偈,表明心得。苏轼这次对禅法的参悟,被近代文豪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引用。
未参禅前的境界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各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到了参禅时,其心得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来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及至参禅悟道以后,其心境是: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从这三首禅诗,可似看到苏轼在禅法的认识上有质的突破。
他有心效仿东晋时的陶渊明,但因其在事功上没有放下,对仕途仍抱有幻想,此时此境虽有很大进步,但并没有真正了悟和解脱,此后,孤身流放的经历柱他的命运中潜伏爆发,成为他学佛的逆增上缘。
期成道果.归心净土,以报佛恩
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颠沛流离,元丰七年七月至江陵(今南京)特地拜会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已诚心皈依佛门),走到泗州(治今江苏盱胎县),身边资金已尽,“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在朝廷的特许之下到常州居住,生性率直,直言不讳的苏轼此后宦海沉浮,处处遭排挤。
元祐九年(1085),贬到宁远军节度使,惠州(今广东)安置。佛印禅师此时来信劝慰他:“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劝他将自己过去“一笔勾销”,“寻找自己本来面目”。这期间苏轼到过南华寺,并与寺僧重辩等禅师更加交往更加密切,得到寺僧的接济,在寺旁建庵居住。苏轼为庵起名为“苏程庵”,并写下铭文。南华寺是禅宗的祖庭,禅宗六祖慧能的真身舍利还供奉在寺院。苏轼在惠州方能安居问道,却好景不长,不到三年,绍圣三年(1097)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居昌化军(治今海南昌江县西),行前把家属安置在罗浮山下居住。此番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参悟到世间的功名皆如幻影,不值得追求。几多沉浮将他早岁受儒学思想的熏陶,“学而优则仕,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观念彻底推翻,从此他一心一意向佛,追求解脱。
他五十九岁时,与友人相约南华堂上,事先寄诗友人说: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礼拜祖师塔时,写出了《南华寺六祖功德塔疏》中说:
“伏以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间生死,丧亡九口。以前世罪业,应堕恶道,帮一生忧患,常结他人。今慈北还,粗生有望。伏愿六祖真空大鉴禅师,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怜幼稚之无辜,除其疾;念余年之无几,赐以安闲。轼敢不自求本心,永离诸障。”
写此功德塔疏时,一代文豪已过花甲,流放岭南七年中,“契间生死,丧亡九口”,可以看出他一生之中所经历的事情是常人难于想象的。此时的他追求仕途的心淡薄了,恃才傲物的意志也被消磨殆尽。惟有祈愿在有限的日子里,能安度晚年,忏悔先前的业障,潜心修持,回归生命,以报佛祖深恩。
那时的琼州,路途遥远,在政治上无无以施展报负的苏轼辞亲割爱,孤身上路,陪伴他的只有一巷佛经。所幸还有佛经。他从祥的精神,归心净土。
但愿”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
纵观苏轼学佛之路,从不信到信,从信到还回本面目,从禅宗到归敬净土,可以说一波三折,经历坎坷。世间的苦难,对学佛的人而言,是最后激发向道之心的资粮,解脱的逆增上缘。感恩苦难,让我们在“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末法时代,有一颗清净的出离心,远离秽浊的世界,回到自己的故乡,庄严的国土。
最后敬录苏轼为父母荐福,命工人画阿弥陀佛像,以报父母深恩,以禅心融入净土,禅净圆融,心净国土净,回向众生,普施一切的偈语,怍为本文的结束:“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净土。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我与佛同。如投大海中,如风中鼓橐。虽有大圣智,亦不能分别。”
最后山人也祈愿我父母亲人及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