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方田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王朝仅仅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隋代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这一切，当然与隋代的开国之君隋文帝密切相关。
为什么隋文帝如此崇信佛教？
　　　隋文帝杨坚所以全面复兴佛教，既出于个人信仰，又有社会历史原因。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541）六年十三日，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土来。佛教当灭，由儿兴之。”（转引自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这种家庭的熏陶和幼时的佛化教育对杨坚的影响应当是非常大的。因此，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计》，《广弘明集》卷十九），并大力复兴佛教，这其中固然有个人信仰、弘护佛法的因素，也有借此证明隋王朝的建立及合乎天意的因素。
　　　隋文帝提倡佛教，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南北朝以来，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北周武帝（561—578在位）于公元574年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以寺院充宅弟，没收寺院财产，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僧尼被迫还俗。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使齐境的佛教毁灭殆尽。南朝经侯景之乱，僧徒被杀，寺塔造毁，健康佛教也因此衰落了。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毁灭于战火，又令健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盛极一时的健康佛教顿告衰微。
　　　这种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佛教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光大信徒的不满，相反，它又往往会引发信教者更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势下，隋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招唤流民归土耕垦，对于隋王朝赢得民心、巩固统治都是非常有利的。
文帝复兴佛教采取了哪些措施？
　　　早在北周末年，杨坚身为大丞相，已开始了推动佛教复兴的准备工作。建德七年（578）六月，武帝驾崩，宣帝即位，改元宣政。第二年正月，改元大成。大成元年（579）二月，宣帝传位静帝，自称天元皇帝，改元大象。大象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诏曰：“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大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从旧沙门中挑选“一百二十人在陟峿寺为国行道”，并在京师及洛阳各立佛寺一所（《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又见《广弘明集》卷十）。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崩，时年静帝年仅八岁，杨坚作为大丞相，总揽朝政，开始了弘法度僧、复兴佛教的事业。同年六月，“复行佛道，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周年》卷八静帝纪）。又亲允法藏剃落出家，赐法服一具，令法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续高僧传》卷十九《法藏转》）。可以说，北周末宣、静二帝的复兴佛法，特别是静帝时佛教的全面恢复，与杨坚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宣、静二帝之复教，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中华书局，1983,393页）
　　　及至隋文帝接受北周静帝禅让而建立隋朝以后，利用其一国之君的特殊地位，更是大力护持佛法，弘扬佛教。隋朝建立之初，文帝便开始了包括度僧、建寺、造像、写经等一系列大规模地复兴佛教的措施。
　　　开皇元年（581），沙门昙延“初闻政改”，“奏请度僧”，文帝准奏，敕度僧一千余人（《续高僧传》卷八《昙延传》。又《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正藏》卷49,359页中），这或许可以称为隋代佛教复兴的先声。同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下诏令于每年太祖武元皇帝国忌日，“废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八月，下诏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为“死事之臣，追为建福”（《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7页中—108页上）。他又下令修复毁灭的寺院，普照天下，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并州、相州、洛洲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密阁。这样，“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第四“佛经”条）。
　　　开皇初年，文帝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开皇元年，文帝以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续高僧传·僧猛传》。《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见《大正藏》卷49,359页下），敕授（净影）慧远为洛洲沙门都，以加强对佛教事物的管理。这样，在隋建国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开皇三年（583）为了体现佛教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将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附近百姓不许杀生。《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载：“开皇三年降敕旨云：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恶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大正藏》卷49,108页上）开皇四年，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其金铜等或时为宫物，如有见存，并可付随近寺院安置，不得转有损伤。于时木石之像，皆将别用。有司亦存意则移安，公寺私家，遣迎供养。”(《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8页上)开皇九年（589）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的佛教政策可以推广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开皇十一年（591）又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 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108页上)，明确表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但由于北周毁佛，“致使愚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指文帝自己）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决心振兴佛教，使废像遗经“重显尊容  ，再崇神话”。并“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又敬施绢十二万匹，王公已下爱至 黎，又人敬施钱百万” （《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大正藏》卷49，第108页中)。到了晚年，文帝的佛教信仰愈加坚固，甚至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刑律之中。《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载：“帝以年龄晚暮，尤崇佛法。又素信鬼神。二十年（600），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
隋文帝兴佛有哪些业绩呢？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传播，他的兴佛业绩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重建僧宝。周武毁佛迫使数以百计的僧尼还俗，要振兴佛教，首先就必须允许人们出家，重建僧宝。因此，隋建国初文帝先是准昙延所请，敕度僧千余人，又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开皇十年？（590），南北统一，又在全国范围内大举度僧。《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载：“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2页中）同书卷十八《昙迁传》载：“（文帝）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同前引书，252页下）
　　　其二为建寺、立塔、造像、写经。建寺造像等是北方佛教的传统，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开皇初年，文帝即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又在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四地建造佛寺，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在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为战死者追福。在造像写经方面，据《辨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其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缮写新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
　　　大兴善寺的创立和舍利塔的建造是文帝在位期间的突出事件。隋开皇二年（582）六月诏令建造新都大兴城，并建造了大兴园、大兴门、大兴善寺等，还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洲各创设大兴善寺，“三宝慈化，自是大兴。”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也是隋朝初期的佛教中心所在。寺中集中了（净影）慧远、僧猛、昙延、昙迁、灵裕等国内高僧，及毗尼多流支（灭喜）、达摩般若（法智）、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等外国名僧，达六十位之多，其中仅文帝时入住该寺的就有五十三位。而且大兴善寺的住僧中有许多担任隋朝的僧官，如僧猛为隋朝大统，昙延为昭玄大沙门统，那连提耶舍为外国僧主，肩负着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重任。到 帝时，大兴善寺由于失去了特殊地位，便辉煌不再了。
　　　仁寿年间（601-604）是文帝执政的后期，隋代佛教也由于他的大力支持而发展迅速，其间，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之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具王邵《舍利感应记》载，文帝在即位前，曾有天竺沙门赠他的佛舍利一包，后经常显现神异。仁寿元年（601）六月，在他六十岁生日之即，敕令全国三十洲同时立塔，派童真、昙迁等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前往安置。仁寿二年（602）佛诞日，又在全国五十一（或称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仁寿四年（604）佛诞日，又敕令在三十州增建灵塔，请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供养。这样，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共在各地建造一百一十余座。为建造舍利塔，文帝下诏全国，任人布施，地方官吏停常务七日，长安的立塔仪式甚至又文帝亲自主持。舍利塔的建造，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崇佛热潮，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三，文帝提倡义学，重视传教。他延请全国高僧至京城长安，令其住大兴善寺。当时的长安是全国佛教的中心。各地名僧来集，于此讲经弘法，相互交流，使由于长期分裂而导致的南北学风的差异得以转化，佛教思想在相互吸收、融通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和成熟。
　　　开皇十二年（592）文帝敕设五众和二十五众，这是隋代佛教的两个特殊组织。五众包括涅槃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和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众主皆有德才兼备的高僧担任，如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 ，讲律众主洪遵，十地众主慧迁等。设立五众制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传授佛教经论文理。因此，每一众的众主都有义务对自己的众“晓夜教习。”
　　　二十五众是一个由国家供给的高级传教组织，该组织由二十五名“三学业长”者组成，主要负责全国的传教工作。据载，三国论师大兴善寺住僧僧粲任二十五万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亦为二十五众主（参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那么从总体上来看，隋代佛教都有哪些发展呢？
　　　隋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南北风格融合、佛教义学发达、中国化佛教宗创立、佛经翻译与经录编纂、民间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的传播。
　　　先说南北佛教风格的融合。由于东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南北佛教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就整体风格而言，南方佛教偏重于义理的探讨和玄谈，北方佛教则更注重建寺造像、广种福田及实际的禅修。在经论的研习方面，南方较重视涅槃、摄论、般若性空及四论之学，北方则胜行地论、毗昙等。随着隋代政治上的南北统一，打破了原来政治、地狱等的隔阂，南北佛教思想有了交光互摄的机会，南北互异的佛教偏尚逐渐得以转化，代之而起的是各学派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并在统一与综合的基础上，走向独立、成熟与创新。
　　　隋代佛教的这种南北融合的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前所述，文、炀二帝在长安、洛阳建立了全国的佛教中心，敕召南北各地的名僧入住长安大兴善寺、日严寺及洛阳慧日内道场等京城大寺，全国各地的佛教名流聚集在一起，著书立说，教授徒众，相互论辩，交流心得，昔日不同的学风得以汇合，南北各自盛行的学说得以交流。
　　　以吉藏为代表的摄由三论学，本来盛行于南方，以金陵、会稽嘉祥寺为重镇，随着吉藏、智炬等三论名家应召入住长安日严寺，三论学也传到了长安。吉藏在长安最终完成了其佛教思想体系的纲领性著作——《中论疏》、《百论疏》和《十二门论疏》，盛弘三论教义，并与同住长安的高僧如成实大家智脱、三国论师僧粲等多次论辩，使长安成为三论学的又一中心。原本盛行于北方的禅定之学，也由于天台智者的弘扬，而在南方形成了主张“止观双运”的天台宗。
　　　南方的义学和清淡之风传入北方，盛行于长安和洛阳，同时，北方的造塔建寺之风也由于隋文帝的倡导而遍及全国。仁寿年间，文帝曾先后三次下诏，在全国一百多州敕建舍利塔百余十座。文帝还在各地建造寺院3792所，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106,580躯，修治故像1,588,940余躯，造塔建寺之风遍行全国。
　　　在这样的形式背景下，佛教文学自然发达起来。隋代流行的佛教经论和学说，据蓝吉富先生的《隋代佛教史述论》，他统纪《续高僧传》所载137名隋代僧人弘阐的经论，《涅槃经》为弘阐最广的佛书（弘扬者55家），其它依次是《摄大乘论》（31家）、《大智度论》（24家）、《十地经论》（23家）、般若系经典（19家）、三论（18家）等。
　　　在上述55家开阐涅槃的名僧中，有灵璨、慧畅、净业、善胄、辩相、慧迁等十二家，皆出自净影慧远门下。另有慧海、童真、法常、道洪等七家，系昙延门人。文帝时五众中的三位涅槃众主——童真、法总、善胄，也有两位出自此二人门下。可见，涅槃学是隋朝佛学的显学，慧远和昙延是隋代涅槃学的当然领袖，而长安则是涅槃学的中心。
　　　隋代弘传摄论的名僧有法侃、靖嵩、慧旷、昙延等人，传法基地主要在彭城和长安。般若性空之学在入隋之后也传到北方，是隋代佛教的主要思潮之一。其代表人物首推嘉祥吉藏，还有慧哲、智炬等人。据《隋代佛教史述论》统计，隋代开讲若的名僧有十九家，弘传大论的有二十四家，总共达六十余家之多，其总数超过了弘传涅槃的人数。另外，隋代较为流行的佛教义学还有地论学、律学及小乘毗昙学等（参见该书第4章第1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隋代的佛经翻译与经录编纂活动。隋代佛经翻译是佛教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文帝开皇二年（582）至炀帝大业三年（607），隋代在京城大兴城共建立了五座议场，即昙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阇那崛多译场和达磨笈多译场。大业七年，炀帝将达磨笈多译场迁至洛阳上林园翻经馆。昙法智译场和毗尼多流支译场活动时间短，译出经卷亦少。
　　　昙法智全名瞿昙法智，祖籍中印度波罗奈城，夫般诺流支，北魏时来华，译《正法念处经》等。昙法智继承父业，北齐时任昭玄都，北周改任俗职。入隋，隋文帝敕召入京，使掌翻译。昙法智译场是隋代第一座国立译场，于开皇二年三月译出《业报差别伦》一步一卷。
　　　毗尼多流支（？——594？）意译“灭喜”，北印度乌苌国人。开皇二年二月至七月，在大兴善寺译场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2部2卷。
　　　那连提黎耶舍（490—589），北印度乌场国人。原在北齐译经，译出《大集月藏经》等7部51卷，历任北齐昭玄都、昭玄统。北周灭齐，着俗装出逃。开皇二年应文帝之请，入住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至五年，共译出《百佛名经》、《大庄严法门经》、《大方等大集日藏经》等8部23卷。
　　　阇那崛多（527—604），北印度犍陀罗人。原在北周译经，周武灭佛，被迫回国，中途滞留突厥。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之请，邀请阇那崛多入京主持译事。据《开元释教录》载，阇那崛多译场共译出经本39部192卷（据《开元释教录》卷七，另《历代三宝纪》卷十二为31部165卷，《大唐内典录》卷五为37部176卷）。主要有《佛本行集经》60卷、《大方等大集贤护经》5卷、《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大威德陀罗尼经》20卷、《大法炬陀罗尼经》20卷等。阇那崛多是隋代最杰出的译经师之一，他所主持的译场也是隋代最重要的译场，此译场所出的汉译经典占隋代译经总数的半数以上。
　　　达摩笈多（？—619），南印度人。开皇十年（590）受文帝之请至长安，入阇那崛多译场译经。大业年间又于洛阳上林园翻经馆主持译事。共译出经论9部46卷。主要有《大方等大集菩萨念佛三味经》10卷、《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摄大乘论释论》10卷、《金刚般若论》2卷、《菩提资粮论》6卷等。
　　　隋代的中土译师当中，最杰出的是彦琮。彦琮（557—610）俗姓李，赵郡柏（今河北隆尧）人。“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而聪敏，才藻清新”（《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7页上），开皇十二年（592）奉召入京，进入大兴善寺阇那崛多译场。彦琮通晓梵文，在阇那崛多译场任复勘一职，即将汉译稿与梵文原本勘对校正，又任达摩笈多译场笔受。隋代诸译师所译出之经，多数由彦琮作序。仁寿年间，奉召将《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传向西方，这是中土译经史上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的最早记录。此外，他还著有《辨证论》1卷、《达摩笈多传》4卷、《大隋西国传》、《福田论》1卷、《通报伦》1卷、《众经法式》10卷等，并合编《众经目录》5卷。（参见王亚荣《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载《中国佛学》第二卷一期，1999年4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汉译佛经的数量已非常大了，仅南北朝170年中，就译出佛典750部，1750卷。入隋以后，又有许多新译经典。因此，经录的编纂势在必行。隋代编纂的经录，流传下来的有三种：即法经的《众经目录》、《历代三宝纪》和彦琮的《众经目录》。法经的《众经目录》7卷，又称《法经录》，编成于开皇十四年，收录中西大小乘典籍总计约2,254部，5310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15卷，又称《开皇三宝录》。
　　　彦琮的《众经目录》5卷，又名《彦琮录》或《仁寿录》。系仁寿二年彦琮与其他翻经沙门及学士奉敕编撰。
　　　隋代民间佛教兴盛起来。当时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也呈现出严谨务实的特点。在广大的民众中，义理和玄谈非其所长，到时禅定的修习、戒律的遵守及造像写经等为其乐于受行。由于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南北佛学形成了所谓的“南义北禅“的不同风格，重禅定本来就是北方佛教的特点。又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西南设禅定寺，集名徳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于是，习禅之风在隋代广为流行。《续高僧传》载，有昙询法师（515—599），“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法师（569—615），“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局引学，蔚成定市”。修忏、造像、咒愿、持律及佛教慈善事业亦很盛行。
　　　北魏初年兴起于北方的民间佛教组织——“义邑”和“法社”，到隋代仍然存在于民间。“义邑”又称“邑会”，是为了共同集资出力营造佛像、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而成立的民间信仰团体，一般由在家佛教徒组成。由于隋代复兴佛教，建寺造像之风遍及全国，因此，义邑组织相当发达，其成员有时多达两千人。“法社“是一种与义邑相似的组织，不同的是，其成员多由达官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义邑需有佛学修养的僧尼作指导，称为“邑师”，而法社除俗讲等外，无此需要。在实际修行中，二者都特别重视戒律，都希望往生净土世界，法社还较偏重修习禅定。
　　　净土信仰是隋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据《金石萃编》等资料显示，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改造像的数目，以佛祖释迦牟尼为最多，弥勒次之，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居三、四位。这说明南北朝时北方民间佛教，系以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而隋代的佛教造像则以阿弥陀佛为最多，其他依次是弥勒、观音和释迦牟尼。可见，隋代民间最受崇拜的是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弥陀净土信仰在隋代的盛行，不是偶然的。到隋代时，有关弥陀净土的经典已经译出很多，这种简便易行的学说较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昙鸾（476—542）是继庐山慧远之后大弘净土教义的代表人物，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简称《往生论注》）2卷、《略论安乐净土义》1卷、《赞阿弥陀佛偈》1卷等。在上述著作中，昙鸾对弥陀净土教义作了系统地阐述，初步建立起净土宗的创宗奠定了基础。在《往生论注》中，昙鸾依据龙树所著《十住毗婆沙论》关于修行方法“有难有易”的说话，判立净土教的难行、易行二道。认为如果信奉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净土，就可以借助佛的愿力，得到解脱。这种修行方法，就是易行道。
　　　昙鸾以后，弘传净土的佛教学者有灵裕（518—605）撰有《无量寿经疏》、《观无量寿佛经疏》等，现均不存；净影慧远（523—592）著有《无量寿经义疏》1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2卷等；天台智者撰有《无量寿佛经疏》1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2卷等；嘉祥大师吉藏撰有《无量寿经义疏》1卷、《观无量受经义疏》1卷等。这些学者虽然对净土诸经作了疏释，然都不是专以净土为业。真正继承昙鸾之说，大弘净土教义的是道绰。道绰（562—645），俗性卫，并州文水人。自幼出家，先学《涅槃经》，经于般若空理，后入石壁玄中寺，看到《昙鸾和尚碑》中所记载的昙鸾弘扬净土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皈依净土，专心念佛。在此后的30多年间，讲《观无量寿佛》200余遍，日诵阿弥陀佛名7万次。据说当时人们口念佛名时，或用数珠记数，“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或用麻豆等物记数，“每一称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集数百万斛者。”（《续高僧传·道绰转》）他还经常四面而坐，表明他对西方净土的真诚向往。著有《安乐集》2卷。
　　　此外，弥勒净土信仰依然较为流行。隋大业年间，先后发生过数次自称弥勒出世而造反的事件。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施设斋会，如千僧斋、万僧斋等。这是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一般在纪念、庆祝、祈愿时举行。如开皇八年文帝于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开皇十一年，晋王广宇扬州为智者设千僧斋，受菩萨戒；开皇十七年智者去世时谴司马王弘到天台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者忌日设千僧斋等。仁寿元年，文帝谴名僧送舍利至诸州建塔时，亦令各州僧尼为舍利设斋。此外，沙门法藏（548—629）在武卫将军舍宅为寺时，为设万僧斋；沙门玄琬（562—636）定于每年二月初八佛诞日开讲设斋，通诏四众，供养悲田，敬田等。除斋集外，念佛、讲经、诵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等亦较普遍。
　　　佛教义学和宗教实践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进步。隋代佛教艺术，主要表现在寺塔建筑、造像、石窟及石经等方面。隋代的寺塔建筑规模大、数量多，据《辨证论》卷三载，文帝在位其间，所建寺院3,792所，遍及全国。其中文帝所造之大兴善寺、东禅定寺、亳州天居寺、并州武德寺，炀帝所建之西禅定寺、隆圣寺等，最为宏伟壮观。文帝仁寿年间三度下敕在全国各地建塔百余座，使舍利塔遍布天下。隋代的佛塔，从建筑材料上说，多为木浮图，塔级多为七级和九级，最高者是洛阳刺史辛彦所建的十五层塔。隋代的佛教造像风气很盛，造像数量也很大。如前所引，仅文帝所敕造之新像就达10万余躯，另外，宫内所造的刺绣织成像和画像等，不可胜数。隋代造像有金铜、檀香、夹丝、牙、石、木刻等，而以石、夹丝、金铜等最为常见。所造之像以阿弥陀佛、弥勒佛、观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为最多。
　　　在石窟艺术方面，以隋僧灵裕所造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受末法思想影响，为预防佛法灭尽，灵裕于开皇九年进入宝山（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窟内雕刻有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的坐像，并镂刻有释迦牟尼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入口处的外壁刻有迦毗罗和那罗延神王，镂刻有《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入口的内壁上刻有《大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另外，在山东历城千佛山、佛峪、益都云门山、驼山、东平五峰山、直隶磁州的南响堂山、河南万佛沟、龙门等地，都存在有不少隋代雕造的佛像龛像（【日】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120页）.
　　　隋代佛教石刻，“房山石经”最有名。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639），又称智苑，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经十二部，刊石为碑。据《帝京景物略》载，静琬刻经受其师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经，闭封岩壑中。坐下静琬法师乘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参加《白带山志》卷二，中国书店，1989年10月第1版，第7页）至贞观五年，刻成《大涅槃经》一部四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向东亚的进一步传播是其重要的成绩之一。如前所述，隋时印度来华译经僧有昙法智、毗尼多流支、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磨笈多等。但从总体上说，隋代佛教已开始脱离对印度佛教的依附，逐步走向独立与创新。并且，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传播佛教的新格局。
　　　为了加强对外国僧侣的管理，隋文帝时设置了外国僧主一职。旸帝时又先后设置了对外弘法的机构——四方馆和鸿胪寺。大业年间，奉召进入四方馆和鸿胪寺教授番僧的名僧有慧乘、净业、静藏、神迥、灵润、道判等人。
　　　隋时已多有来自高丽、新罗、百济和日本的僧人入华学习。陈末隋初，自新罗来华者就有智明、圆光、昙育、慧文等僧人。文帝仁寿年间在全国敕建舍利塔、高丽、新罗和百济三国使者即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隋时高丽僧入隋弘法者，有僧实、僧印等人。新罗僧缘光、昙育、圆光等人亦于隋代来华学习佛教，并先后学成回国弘法。隋开皇十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兴隆三宝，支持发展佛教。大业三年（607），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并带了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第二年，又有留学僧、清安（或作“请安”）、慧隐、广济（或作“广齐”）跟随小野妹子来华学法。隋王朝对外国僧侣的教授及日本、朝鲜僧侣的来华学法，对推动佛教在日、朝两国的弘传与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