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是福建古田人（旧属福州十邑之一）。出生在清末，此时正值国运颓废，正当他十年寒窗苦读赶赴福州府准备参加乡试的时候，晚清政府废止了长达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这对于一个满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正是无常的显现。如果他当时的心情是悲观的，那么他的这种悲观就是一种远见，从此他萌生了一个出家的念头。明末清初时期，福建福州的鼓山涌泉寺是当时禅宗曹洞宗的一个重要道场，这里活跃着著名的禅师永觉元贤与为霖道霈等，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固定传承的禅宗法系——鼓山禅，他们同曹洞寿昌系另一法脉（博山无异等）共同开创了当时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曹洞禅的兴盛局面，这种兴盛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对台湾地区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受家人的反对，他直到第二次赴鼓山才成功出家，他的叔父也随他一起在鼓山落发。丰厚的学养使得他们在佛法的大海中有了更深的探索，两人共同精进修学当时被誉为“一门双杰”。进入佛门，对于年轻的圆瑛法师而言，可谓如鱼得水，如果说古田的山水人文养育了他的生命，那么鼓山纯正的禅风开启了他的慧命。他从这里走出深山，走向世界，他向这个世界传递了大山情怀，最后他将自己成长为大山，让众生可以依靠，让世人得以安宁。
　　　受具足戒后，圆瑛法师便又发心参学，先后从治开、慈运、寄禅老法师参禅，其中又追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大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不断地冶炼，终于使他成长为一代佛学大师。圆瑛法师讲法活泼，举例生动易解，深受道俗二众钦戴。
　　　民国九年的时候，他在北京讲法，听众多来自于当时的参、众两院上流人物。其中有一位教授崇尚唯物派，便立一难题，说：“佛教唯心之理，是没办法成立的。”圆瑛法师便问何以见得呢？那人便说，法堂前面现在没有马，请法师心想一马，如果能现马，那么唯心的理论才算成立。圆瑛法师便说，以前有位赵子昂善画马，一日卧在床上，心里在想着马的状态，不觉精神贯注，正好碰上他的家人进房间，见一只马躺在床上便大声惊唤，赵子昂便问缘故，家人就说了刚才所见的情景，赵子昂便心有所悟，一心想着马就变成了马，如果一心想着佛那岂不是能够成佛？从此便画佛不画马。以此反问教授赵子昂所现之马，是唯心现的呢？还是唯物现的呢？
　　　圆瑛法师又举例证说明了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比如一把茶壶，佛教浅说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其中原料是地大之大，和水大之大，用火大之火，烧之必假风大之风，火借风势才能够炽燃。那么这就是唯物论，如果要追起本源，没有人起一念心要做茶壶，虽然有四大，壶也不可能凭空显现，由此推之，唯物是第二义，唯心才是第一义。
　　　他也曾到大学公开演讲，举人人皆可为尧舜，比喻佛性本来清净，他说人人都具有参选大总统的资格，但如果不注重道德，不研究学问，那么终究不能被选为大总统，又建议说：“诸公身列大学界，今日之学者，即他日之博士，一切学说，皆应研究。况佛学可以解释哲学之疑点，又与德、智二育有密切之关系，请闲尝研昧，自可获益。”他又把佛性比喻作矿产，因为众生迷了本性，将佛知佛见，埋没在“五蕴”身中。犹如真金，埋没在矿山之中，惟有矿师能识，开矿乃出真金，这些比喻浅显明了，特别是对于初学佛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让普通信众对于高深的佛法有了登堂入室，一窥玄奥的感觉。金子虽然藏在矿中，本来是金，但如果不加以煅炼之功，渣滓无法被淘汰，精金就不纯，虽然矿中有金，但始终只名为矿，而不名为金，更无光明也无价值。众生的佛性也是如此，虽然本是佛，但妄想烦恼未除，佛性不显，始终名为众生，不名为佛。如果肯修行，那么大地众生皆当作佛，就如砂沙一经煅炼，皆可万金。
　　　关于不信佛的人，圆瑛法师也作了几点重要的总结，他认为不信佛的人主要是出于几点原因。一是以为佛教是迷信的人，是因为不曾研究过佛学，不知佛理有益于人心，有关于世道，妄以为佛教是迷信；二是见人不信，他也不信，属于附合他人而不信的人；三是认为其中义理玄奥，文词简古，不能领会，所以不信的人；四是见僧人有不守戒律的，所以生起轻慢心，是误会而不信的：不知佛门广大，凡圣同居，其中难免有贤者也有不肖者。
　　　圆瑛大师不但深入大学演讲，甚至也为民国时期的部队军官做演讲，在他的《国民应尽天职》说：“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份子，所以常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当民国光复之后，国基不曾巩固，政权不能统一，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乃作感时诗，有一联云：‘爱同犹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圆瑛法师的爱国心也是他的大慈悲心，菩萨的大慈悲心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爱国是因为不舍当下的每一个众生，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爱国，爱家爱国也就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民，同时也只有国家承平，人民安居乐业，佛教才能得到发展，所以终其一生都是在践行菩萨道。
　　　圆瑛法师对于出家僧人从在家居士学习，其中的关系也非常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周叔迦居士创办佛学院时，许多出家人认为他是居士便生起我慢心，圆瑛法师便举例说，善财童子南询，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有许多都是在家人，只要他的知识胜过我，那么就是我的老师。又劝在家居士，既发菩提心，行希有事，那么也应该行善因求善果。虽然教授比丘，但仍然要把比丘当作僧宝想，比如太子太师和太子太傅天天教太子，但对于太子也是不敢生轻慢心的。佛说四事不可轻，其中就有年轻的僧人不可轻，因为年轻僧人最后也会成长为大沙门。
　　　对于创办孤儿院的事情，圆瑛法师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认为如果孤儿不能得到救济，势必流为乞丐，纵然不至死，等到他成年也就无法自立，可能就开始偷盗，岂不是让社会多了一个恶人，官府多了几个案件，老百姓更要多加防范，村落也要受许多危险。鉴及此，对于教旨，对于社会，反复三思，则建设佛教孤儿院，势所不容缓。也有人建议说做慈善事业是社会的责任，你做为出家人何必为此担忧呢？圆瑛法师认为慈善事业虽然是社会的责任，但佛教的宗旨是以慈悲为本的，所以与乐拔苦是佛子的天职，每每见弟子们看见鱼氅就买来放生，难道孤儿们还不及湿生的生命吗？今有四明孤儿院成立，那么就有数十孤儿脱离苦海，得生极乐国。如果再等数十年，所收养的孤儿有人能够成人发达，或者独自创办，或者合力补助扩充，或者鼓吹推广，到时就有无数的孤儿院创立，那么也就有无量的苦海众生可以离苦得乐。
　　　圆瑛大师的一生正处于近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但他没有被潮流淹没，而是以出家人的大丈夫心，大胸怀勇猛承担，屹立于世。他感于民族存亡之危，毅然赴南洋筹划军饷投身抗日事业；他感于社会孤儿无依，发动社会贤达开办慈育院；他感于佛法衰微，创办讲堂学院供年轻僧人学习；他感于教理荒疏，亲自讲学著书立说，允为一家之见。1953年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年圆寂于宁波大童寺，值今已过六十春秋，而今执笔重提这一段旧事，以作我辈后学的榜样，在此更祈愿长老能够乘愿再来，广度天下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