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宗是唐时产生的,到宋时大盛,并出现了禅净合一的趋势。苏轼对当时流行的净土宗也很信奉。
    　宋人好语前世，而唐人喜言来生。人在前世、现世和来世三世轮回，相继在前生世界、现实世界和死后世界生活，这一因果轮回观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对净土信仰深信不疑的白居易有《答客说》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诗尾注云：“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
　　当代有学者认为：兜率天是白居易追求的最高境界。不仅自我追求，还劝导一百四十八人结上生会，行弥勒净土业。?
苏轼有诗云“尚有读书清净业”(《次韵答子由》)，虽然他对净土信仰没有白居易那么浓厚，也曾对净土信仰产生过怀疑，但并不影响他对净土信仰的笃定与追求，净土信仰伴随了苏轼的后半生。
苏轼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取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领会佛说，“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题《僧语录》后）对佛，他说自己“难化”，他在《与参寥子二首》(之二)中自我检讨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乐）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他给友人写信中，还说到自己虽然敬慕佛道，诵《楞伽》，但实无所见。这些当然有谦虚的意味，但也说明他对佛道并非那样执著、迷信。苏轼的学佛，不执著于斋戒、持律、诵经，也不喜欢虚玄之谈，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对各级各层的现实人生有所裨益。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静坐，悟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获。他曾作《阿弥陀佛颂》：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我与佛同。”他曾对净土宗信仰产生怀疑与不理解，有些时候曾批评佛教中宣扬的颓废超世和因果报应观点。例如他在居丧期间，应惟简之请作《中和胜相院记》云：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因此他认为佛教某些宣传是“为愚夫未达者”所设的“荒唐之说”，“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和陶神释》)苏东坡说的这些主要指是的是净土信仰，当然他对净土信仰的看法有些偏激了。他在《盐官大悲阁记》中又说：……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苏轼的这种说法与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驳神秘主义。元祐六年(1091)他所作的《〈六一居士集〉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这是他对儒释道的偏激与不理解。
苏轼的继室王闰之好佛，在熙宁七年（1074）从苏轼，到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往生，临终遗言，让儿子苏过绘制阿弥陀佛圣像供养丛林。嗣后，他的儿子苏过曾为其亡母王氏抄写《金光明经》，以资其母之冥福。苏过问苏轼此经是真实语还是寓言，苏轼为之重述了张安道的话∶“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书金光明经后》）佛语的真实与否以至佛的有无，都在心的一念。这种非有非无的通达观念，与虔诚的迷信很不相同。再者，苏迨、苏过与其兄苏迈遵母王氏遗命，曾共画《阿弥陀佛像》。绍圣元年（1094）六月九日，将像供奉于金陵清凉寺，苏轼也礼请著名画家李公麟为亡妻绘画佛陀及十大弟子圣像供奉于京师，并亲自作《阿弥陀佛赞》，并作《赠清凉寺和长老》，赠和长老。《阿弥陀佛赞》云：“苏轼之妻王氏，名闰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绍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阿弥陀佛赞》详细介绍了王氏的遗命及此次施舍的经过。
元祐六年(1091)，苏轼守杭，应圆照（元照）律师之劝，为亡母程氏舍遗留簪珥于净慈寺，命工胡锡画阿弥陀佛像，作《阿弥陀佛颂》以荐父母冥福。苏轼在《阿弥陀佛颂》序中说：“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
苏东波曾作《与参寥子二十首》之十一诗云：“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安能及此？存没感荷也。公欲留施，如何不便留下？今既赍至此，长大，难得人肯附去。辄已带行，欲作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尔。”弥陀像甚圆满，非妙总留意”是让参寥师留意弥陀圣像事宜,自己还作弥陀像“一赞题记，舍庐山一大刹尔。”虽然苏轼曾对净土信仰产生过很大怀疑并有过偏激言论，但他一生中却对净土信仰如此执著，在宦海沉浮谪贬升迁期间，一直与之形影不离，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在苏轼生前就流传着他是一个禅师转世的传说，苏轼本人对这个传说似乎也十分相信。他对西方净土的存在确信不疑。这一点从他的诗文和有关的笔记、传说中可以反映出来。他多次作施舍，以帮助自己和亲人往生西方。熙宁七年(1074)，他在密州任太守时，曾经施舍亡母程氏簪珥于净慈寺，作《阿弥陀佛颂》，请胡锡绘画《阿弥陀佛像》，以荐往生。《佛祖统记》卷四十六亦记载此事：“子瞻在惠州，被命迁谪儋耳(海南儋州)。惠守方子容来吊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谨甚。一夕梦来别，问何往？’曰：‘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今适其日，岂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携《阿弥陀佛》一轴。人问其故，答曰：‘此轼往生西方公据也。’”绍圣元年(1094)春，苏东坡“既而南行，子瞻犹有慊意，乃以阿弥陀佛一轴随行。人问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见佛公据也。’(《善诱文·子瞻以己谕鸡》)涵芬楼《说郛》卷四十九引《唾玉集·西方出处》亦有记载此事。《戒禅师后身东坡》亦有记载：五祖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不一。以前世修行，故今生聪明过人。以三毒气习未除，故今生多缘诗语，意外受窜谪，此亦大误也。若前世为僧，参禅兼修西方，则必往生净土，成就大福大慧。何至生此世界，多受苦恼哉。闻东坡南行，唯带阿弥陀佛一轴。人问其故，答云，此轼生西方公据也。若果如是，则东坡至此，方为得计。亦以宿植善根，明达过人，方悟此理故也。
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卷二十六）皎然禅师在《赠吴凭处士》诗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西方妙。”苏东坡亦然也。尝言前生是僧，“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情加重。逝世前，他对守在病床旁边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堕，慎无哭泣以怛化。”对自己将来的往生似乎很有信心。由此可见，苏轼对净土信仰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