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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远大师与中国早期佛教

     发布时间:2016/1/13 


    佛法西来,及至东晋,云蒸霞蔚,高僧辈出。慧远就是这样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是中国汉地佛教早期奠基人之一,他所创立的庐山僧团是汉地教团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其于庐山结社念佛,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以往人们大多关注他的净土志业,其实在早期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如何使外来的佛法在中土生根,为社会所接受、所认同,倒是最为迫切的主题。所以与创宗立派相比,护法安僧可以说是慧远一生生死以之的使命。
    慧远,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时便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学,兼学老庄。21岁时,与其弟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讲《般若经》,悟彻真谛,感叹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糠秕。”遂发心出家,随道安修行。
    慧远的一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安最是赞叹:“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寄予无限的期许。慧远也用“为法而生”对自己的生命作了诠释与证明。
    沙门不敬王者论
    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当时总揽政权的桓玄,在沙汰佛教的僧侣之后,又下令全国的僧侣必须要向王者敬礼。这道命令引起慧远的反对,致书给桓玄,宣称沙门乃方外之宾,不应该向君主礼拜,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其实,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在之前已有讨论。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当时车骑将军庾冰就凭为年幼的成帝辅政而矫诏下令沙门礼敬王者,引起尚书令何充等人反对而作罢。何充等人明确提出:“五戒之禁,实助王化。”桓玄在沙汰沙门后,非常注意当年庾冰要求僧人礼敬王者的主张。他先与八座桓谦等人讨论沙门礼敬问题,又与中书令王谧进行了三难三答的书信往来,最后直接与慧远进行讨论。慧远将这些辩论整理为《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针对桓玄提出的“教化应以礼敬为本”、“受王德惠礼应敬拜”观点,慧远作了说明。首先主张出家者乃方外之宾,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出家者就是超凡脱俗之方外人,与世俗之境界与作为就会有所不同。表现在外在事相上的就是服章不与世俗同,礼仪不与世俗同,方能体现沙门出离之气象。其次,出家并不违背忠孝原则。“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主张自度度人,自立立他。所以沙门虽然表面看是成就一己之事业,其实可以惠及六亲,泽被天下。沙门虽然未处王侯之位,但同样以自己的修行有助于王化,恩泽于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忠孝皆可圆满。第三,慧远认为在资生利益方面,沙门可能不如王侯之功,但在消苦解惑的解脱事业上,却有无可替代的功能。所以出家者可以通过教化民众、和谐人群,同样能够增益民生福祉。
    慧远肯定在家教徒应遵循礼法名教,敬君奉亲。出家修行的沙门则有所不同,应高尚其事,遁世以求其志。从而能够化导世俗,“协契皇极,在宥生民”。佛法与名教根本宗旨是相通的,“释迦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影响,殊途而同归。慧远这一思路不仅提供了如何处理王法与佛法关系的途径,且奠定中国佛教调和三教的理论基础。
    袒服之辩
    僧人的衣着问题,从佛教初传就一直受到社会的好奇与质疑,中土第一个出家人朱士行曾创“出家服法”,可能就是为了明确出家与在家人的形象识别。这一问题到慧远时变成一个僧俗论辩的焦点。
    那么,沙门袒服是否合乎礼制的呢?慧远专门有《沙门袒服论》作说明。第一,沙门袒服虽是方外之俗,但礼仪制度本是因时因地而设,不应定一唯一标准。现在中国没有朴素的古礼,在异邦风俗中或许可以见到,袒服本身并不能说明其不合礼制:“是以天竺国法,尽敬于所尊,表诚于神明,率皆袒服,所谓去饰之甚者也。”第二,分辨贵贱,以生敬德尚贤之念。“佛出于世,因而为教,明所行不左,故应右袒。”第三,偏袒右肩,符合人体习惯。“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而不顺,则触事生累。”第四,人的形体有左右,即如理的邪正一样,袒服可闲邪存诚:“袒服既彰,则形随事感,理悟其心……是故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总之,袒服是天竺之古法,“斯乃如来劝诱之外因,敛粗之妙迹。”
    以沙门袒服为责难,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顺世应俗的问题。沙门袒服不合中土礼制,如何修正以更适应民俗风情。
     
    以戒摄僧
        专断朝政的桓玄针对当时僧团伪乱,寺院豪侈,游食者众,逋逃避役,下令沙汰僧尼。并提出具体下令沙汰僧尼的条件,除“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者”;“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的三类出家人以外,其他皆应“罢道”还俗。还特别表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表达了对庐山僧团足够的尊重与信任。慧远回书认可桓玄对佛教的批评,同意对伪滥僧尼的淘汰,但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建议。慧远认为桓玄的沙汰政策可以过于严苛,恐“符命滥及善人”,并引起僧团惶惑,所以他提出三种补充意见:一是虽非居阿兰若苦行,但也无犯戒律的兴福者;二是虽不能讲经说法,但能讽诵经典者;三是年事已高,但道心坚固,不犯大过者,这都不应在沙汰范围。“皆以律行为本”是一个总标准,如此就起到了防止沙汰肆意的作用。
    慧远一生持戒甚严,律风清凉。僧传记载:“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曾有一个沙门仰慕慧远的人格,持一竹如意,欲以奉献。但入山后,竟不敢当面赠送,悄悄地留于席隅,默然而去。另有慧义法师,年轻气盛,远闻慧远盛名,心中不服,去庐山之前,对慧远的弟子慧宝说:你们平庸,才会这样盲目崇拜,请看看我的能耐。上山后正遇慧远讲授《法华经》,“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只好下山,对慧宝说:远公果然名不虚传,如此德才方可摄受大众。没有崇高的品德是无法做到不威而重、不令而行的。还有“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能把谢灵运这样的不羁之士征服,可见其德行。
    慧远对弟子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僧彻,擅长作赋吟诗,曾到庐山南边攀松而啸,音声悠扬,引得众鸟和鸣。“退还咨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慧远指出吟和啸会扰乱心神,影响修行,判定其违反律法。从此小事上可以看到庐山僧团管理的细微之处。
    《高僧传》更记载了慧远生死以之的持戒精神。“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尽管佛教戒律有开缘,《四分律》中就说如所患病只有用酒才能医治者,容许饮用;另对于生病的比丘,是可以吃晚饭的,称为药石。慧远却坚持不非时食,不饮非时浆。生命的最后时刻,当耆老们恳请饮用以蜜和水掺成的蜜浆,慧远仍命律师翻查律书,未查阅到一半,慧远就去世。千古之下,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慧远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他的德望,庐山僧团成为学佛者众望所归之处:“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慧远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土,且远及外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鸠摩罗什更誉其为东方“护法菩萨”。
                            来源《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