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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印刷史话:宋代、辽金西夏

     发布时间:2017-5-27 浏览次数:1393


    第四节、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金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直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在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朝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像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像中央的国子监,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正史“十七史”,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老子《道德经》等书。除了这些正统文献外,还刻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并“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监本《经典释文》,是中国古籍中的稀世之宝,今藏北京图书馆。
      其他官府机构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窦仪主编的《宋刑统》,这是我国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有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崇文院刻印的农书名著《齐民要术》,史称此书在当时“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还有1084年秘书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毕〕算经》(图4)、《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在内的《算经十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娱乐游戏以及佛教道教经典等书籍。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售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
     
      图4宋代刻本《周髀算经》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其中有州(府、军)、县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实录》;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的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正义》等。除此之外,当时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书,而后又私运回家乡出卖,以捞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唐仲友就是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机构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治所在今绍兴)茶盐司刻印了我国重要医书《外台秘要方》,今天北京图书馆仅存两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转运司重印了最受人欢迎的《太平圣惠方》等。还有公使库刻印的。原来宋代地方政府各机关,都设有公使库,犹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除用作免费招待过往官员外,还准许用公使库钱刻书。有的公使库下设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所出版的书称作公使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如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了《资治通鉴》;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库刻印了司马光的《司马温公集》。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学者校勘,其质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书院和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惜今已纳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了;再如1175年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府学刻印了南宋史学家袁枢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还有泉州州学刻印了宋代程大昌著的地理书《禹贡论》,该书被今人评为“纸墨精莹,如初拓《黄庭》,光彩照人,为宋刻书中杰作”。书院和学校一般都有学田,有资金,有人力,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它是宋代刻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府机关及文化机构刻书颇多。
      那时候,宋朝政府也发行了官报——“邸报”,或称“朝报”,苏东坡有诗句可见:“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报,各级臣僚的奏章,官员的升迁赏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及边防驻军的战况等。邸报经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审批的机构)审核后,由各路州郡派驻首都的进奏官,按照规定的日期(如每日、每五日、每10日或一月发报一次)传发。当时常驻首都的进奏官约有120—150人,他们受上都(即首都)进奏院(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管辖。邸报上不得传报有关“机密”的消息,否则“以违制论”。邸报除传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外,还允许出卖,当时京都就有卖朝报的人。邸报大部分是抄写的,只有一小部稿件是“镂版”印发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宋代印刷业发达,邸报当是印刷品。
      宋代还出现了非法出版的私人办的小报,奏官、使臣、政府机关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坊主人。小报发表的多是政府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及其他小道新闻,所以小报也称“新闻”,从此“新闻”一词开始和报纸联系了起来。其材料来源于宫廷内部和朝廷机构内部通报新闻的“内探”和“衙探”。因为小报上多是抢先发表的“新闻”,所以很受社会的欢迎。办小报者每天出版一张,在社会上出卖,可以“坐获不赀之利”,很是赚钱。但是小报常常触犯朝廷的禁令,以至被政府以“撰造浮言”、“乱有传播”的罪名,严厉查禁,尽管如此还是屡禁不绝。小报大部分是手写的,也有少量为雕版印刷。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小报既是为了赚钱,雇人抄写岂不得不偿失,当为印刷品。可惜无论邸报或小报,今天都已荡然无存了。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私人刻书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祖先遗著的;有刻印其师友著作的;也有刻印家藏善本的;另外还有刻印名家著述的。这些私家刻书在南宋蔚然成风,许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如福建建溪三峰蔡梦弼,他刻了不少书,流传到今天的有刻于1171年的《史记集解索隐》。该书的雕印、纸墨,均属上乘。建安黄善夫在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现存最早的三家合注本,后世许多重刊本,都是以黄善夫刊《史记》为底本。他还刻了《汉书》、《东坡先生诗》等,这些书的字体刚劲似柳(唐书法家柳公权),刀法严肃稳重,墨色黑而凝重,看上去庄严郑重,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新的水平。他刻的《史记》、《汉书》和这一时期建安刘元起刻的《后汉书》,无论版式、字体、刀法、墨色都极相似,可能同属一家刻写工人承办,由黄刘两家分别出资。这三本书日本都有藏本,并且非常珍视,被定为日本的“国宝”。福建邵武廖莹中的“世彩堂”(书楼名)在南宋末年刻印的“‘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本比较,百余人校正而成”。另有《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刻工都很精妙。特别是他刻的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的《昌黎先生集》(图5)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其字秀雅似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刀法、纸墨均极精良,被认为是韩柳文集中的标准印本,藏书家把它视为宋版书的上品。陆游的儿子陆子遹[yu域]于1220年刻印了他父亲的《渭南文集》,刻印极精,今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岳飞的孙子岳珂刻印的“九经”、“三传”,都由“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他刻印的校勘专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更是对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考异,详审精确。今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他刻的记述先秦政治制度的书《周礼》一卷。这些私家所刻的书,一般都校勘严谨,刻印精美。
     
      图5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书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刻之书称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书商开设的书坊,专门从事刻印书籍,是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还要靠刻书谋生,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qin寝],以取衣食”。许多城市中书坊林立,书坊拥用自己的写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书坊要数福建建安余家的“万卷堂”和“勤有堂”。余家从北宋末年起,世代刻书达600多年之久,刻印了大量书籍,一直到明代余家的刻本依然名闻遐迩。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余家还有人在经营书坊,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下诏军机处: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访问,寻据复奏。余家书坊对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传世的万卷堂宋本中,有刻于1191年的东汉经学家何休著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勤有堂刻有西汉刘向著的记述古代100多位妇女事迹的传记文学《列女传》(图6)。万卷堂刻的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周礼》,被清代人评为“点画完好,纸墨极佳”。
      南宋时,临安陈起的书籍铺也是很有名的。陈起,字宗之,因室名芸居楼,故号芸居,浙江钱塘人。他不仅是个出版商,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为人豪放豁达,结交了不少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为此,他编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使当时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出版的书,不仅价格低,而且买书的可以赊欠,又“赊书不问金”;买不起的可以借看,所谓“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正反映了他待人厚道、事母至孝的品德,所以他赢得了“文士独知音”的美名和“江湖名姓香”的声誉。他的书籍铺开设在临安棚北街,“门对官河水,簷依柳树荫”,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所以有人写诗云:
      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
      中有武林陈学士,吟诗消遣一生愁。
     
      图6宋代余氏勤有堂刻木《列女传》
      这一带书坊出版的书,藏书家称为“棚本”或“书棚本”。他的儿子陈续芸也继承了父业,父子相继经营书铺,一共出版了100多种书籍,特别是刻印了大量诗选,唐宋两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遗漏。至今传世的有唐朝《杜审言诗集》、《周贺诗集》、《王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孟郊的《孟东野文集》(图7)等20多种;宋朝有岳珂的《棠湖诗稿》、郑清之(号安晚)的诗集《安晚堂集》。这些书刻得秀丽精湛,是陈家刻本中的代表作。由于陈起是位读书人,又有著作《芸居乙稿》,因此和一般书商不同,他“生来稽古心”,所以他刻的书,对于内容和形式都很讲究,堪称坊刻中的精品,颇为明清藏书家所珍爱。
      此外,还有临安尹家,建阳麻沙镇刘家,原居开封后迁临安的荣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广、四川等地的许多书坊,都刻了门类众多的书籍。坊刻本追求名目新颖,内容适合社会需要,刻印及时,因而行销广泛,对活跃宋代文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图7宋代蜀刻本《孟东野文集》
      上述三种刻本,比较起来,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美观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细认真。坊刻本为了多赚钱,力求节约工料,版排得行紧字密。宋代三种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藏书家都十分珍视。
      从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书业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的刻书中心,主要有都城开封和临安,福建的福州、建宁、建阳,四川的成都、眉山。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除国子监和其他院、部大量刻书外,还有很多书铺,印卖书籍。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就是书坊的集中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逢到相国寺庙会,顾客熙熙攘攘,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来往不绝,热闹非凡。书商们也想尽办法推销书籍,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交谈。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公元1132年著的《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他的丈夫赵明诚(金石考据学家)早年在太学读书时,每逢假日就到相国寺买书,可见相国寺一带一直是印卖书籍的集中地。这些都反映了开封印刷业的兴旺。但是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书籍印版被当作战利品运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书铺相继南迁临安,书版也被运走,刻书业逐渐衰落。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山湖美,东南第一州”的声誉。这里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刻书业兴盛。刻印工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技术精湛,因此宋政府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要送到杭州制版,很多监本书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当时的高丽国也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临安城内有书铺20多家,有的还开设分号。他们或刻印佛经、文选、史书,或刻印诗话、唱本、小说异闻,或刻印有关娱乐游戏、占卜、赌博的书。当时还出版了一种类似今天交通游览图的《朝京里程图》,在入杭要道的白塔桥边出卖,士大夫往临安时,途经此处都买来查看,因为上面“长亭短驿甚分明”。此外下棋的棋盘,玩的纸牌,都有印刷品,总之,所刻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杭州版本刻印精良,当时居全国印刷业之首。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的《忘忧清乐集》就是杭州刻本,这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的围棋书,因宋徽宗御制诗句“忘忧清乐在枰棋”而得名。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围棋专著,他把有关围棋的前人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局、弈谱一一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有实战对局、有理论指导的系统著作。该书字体隽美,刀法娴熟,墨色清纯,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充分展现出宋代杭州刻本的风貌。
      福建的福州,在北宋时期刻书业盛极一时。这里人力物力丰盛,教育事业发达,各乡里都有“书社”(学校),学生多者数百人,少者几十人,有的已四五十岁了还去上学,当时的情景是“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这就促进了该地区刻书业的发展。这里的百姓过去在闽国和吴越国的统治下特别崇信佛教,为了宣扬佛法,善男信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募捐刻印佛经,从公元1080年到1103年,历时23年,终于由福州东禅寺募款刻印成了《福州东禅寺大藏经》(简称《福藏》),共6000多卷,580函。这部藏经是我国民间募刻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刻成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和“为了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故又名《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今天故宫、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存有零散卷本。在《福藏》刻成之后不到10年,福州城内的开元寺又发起募捐,在信徒的资助下,于1112年也开始雕刻大藏经,到1151年才完成,历时近40年。共6132卷,595函,世称《毗卢大藏经》,或称《毗卢藏》。
      宋徽宗时,又大力推行道教,多方搜访道教遗书,下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于政和六至七年(公元1116—1117年),在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知州黄裳招工雕版印行,共5481卷,540函,因刻于政和年间的万寿观,故名《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道教经典总集。后来元灭宋时,把道教经书完全焚毁,所以现已失传了。
      上述两部佛经,一部道经,雕版共约30万块,多成于北宋福州,可见福州刻书业的兴盛。只是到了南宋已大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建的建阳和建安。
      福建北部的建阳县与建宁府的建安县(今建瓯),周围多山,出产大量竹木,刻版原料丰富;加上造纸工业发达,纸张供应充足;还有自唐末五代以来,这里远离战区,环境比较安定;南宋定都临安后,福建又成了小后方,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因此刻书业盛行。民间开设的书坊特别多,见于记载的有37家,称得上全国之冠。福建出版的书,称作“建本”或“闽本”,而这里是建本出版的中心。据记载: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行销四方,建阳出版的书籍“无远不至”。建阳的麻沙、崇化,书坊林立,号称“图书之府”。离麻沙镇20里左右,还有一个“书林”,又名书坊街,也是刻书的集中地。不过麻沙镇出版的书,大多粗制滥造,任意删节,校对马虎,错字较多;而且纸张脆薄,颜色黄黑,内容和形式都不好,因此麻沙本被时人视为劣本。北宋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有位名叫姚祐的老师,出错了考试题目,学生质问说:先生是否看了麻沙本,若是监本则没有错。后来这位老师一查,发现果然错了,于是十分惭愧地“升堂自罚”,这件事反映出麻沙本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低劣。正因为如此,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福建转运司就发出禁止麻沙书坊滥行翻刻的榜文。但是麻沙本字体生动,出书多而快,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很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而且其中也不乏刻印俱佳的印本。1975年苏州市图书馆发现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就是一部刻印精美的麻沙坊刻本,该书大约出版于南宋孝宗(公元1163—1189年)以后,迄今已历数百年,尚保存完好,是研究杜诗的一种较早版本。清朝就有人说过“大字麻沙本最善”的话,可见麻沙本也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可见,建阳、建宁的刻书业是非常发达的。这里除了刻印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坊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刻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参考书,这类考试用书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还编印了民间需要的医书、小说、酬世大全之类的书。总之,建本书,种类多,印量大,流传广,几乎遍及全国,有的还远销高丽和日本。但是在质量上赶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书业的集中地。
      成都在唐末已有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书,五代时后蜀又大力提倡刻书,因此刻书业经久不衰。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全部告成。共刻版13万块,收载佛经1076部。同年,经版被送至开封,宋太宗在开封成立了专门的印经机构——“印经院”,从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卷尾上,盖有“太平兴国八年奉敕印”的墨记来看,这一年就出版了这部藏经,这大概是北宋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正式印经活动。这部大藏经以卷轴装形式出版,共5048卷,分装成480帙。这次究竟印了多少部,目前尚无史料可知。不过,它是在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关注下,经过了12年的雕造,又做了充分的印经准备工作,其印刷数量当不会很少。在这次印经之后,宋政府可能为了节省国库财政开支,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把《大藏经》雕版,交给了寺院经管印行,国内各处庙宇都可以自备纸墨,向它借用经版自行印刷,从此印经无需再奏请皇上批准,而成为民间的一种化缘印经活动了。这部大藏经从983年雕成以后,到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其间经过多次修补增订,前后历时120多年,至少印刷发行不下于七次。在公元1071年以前的近90年间,是由宋政府直接控制内部印刷发行的,而在此后的近40年,则是由寺庙经管公开印刷发行。在长达125年期间,这部佛经作为皇朝盛典,其印数一定相当可观。因为这部佛经开始雕刻于开宝年,所以称《开宝藏》;还因为是在开封印刷的,故又称《开封藏》或《豫藏》;又因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称《蜀藏》。雕刻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刻印最早的佛教总集,因而它成为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这部书印成后,曾分送给朝鲜、日本、越南和国内少数民族及各大名寺,对这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印刷事业,毫无疑问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这部佛经今天已无全本传世了,现在存于国内外的《开宝藏》经卷,只剩下10多卷残卷,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刻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是迄今存世的《开宝藏》雕刻时间最早的经卷,其他都是在公元972—976年刻成的,如今分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山西高平县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也收藏了两卷。
      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刻书业逐渐向眉山发展,这里刻印有著称于世的“眉山七史”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贺、孟郊、刘禹锡等人的诗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秦观等人的散文集及医书、地理志等。其中《新刊经进详注昌黎文》、《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二书纸墨精良,字画遒劲,被称为蜀本双璧。四川刻本通称“蜀本”,蜀本纸张洁白,校勘精细,可与杭州本媲美。
      南宋有位目录版本学家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在他著的《石林燕语》一书中,对杭州、蜀、闽三地的刻书评价是:“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其话不无道理。
      宋代刻书地点很多,除上述几个中心地区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有质量很高的刻本书。连偏僻边远的海南岛也刻有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地点仅30多处,而南宋已达200多处,刻书业几乎遍及南宋全境。
      总之,宋朝刻书业最盛行,最普遍,不愧为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字体优美,纸墨精良,装订考究,校勘严谨不苟,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装帧形式和刻印技巧上都创造了时代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后世楷模的成熟境地。因此宋版书成为一种很珍贵的版本,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宋版书在当时可能有几万部,而今天收藏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已为数不多了,而且多是残本和复本。虽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还是靠宋代印本流传了下来,所以宋代印刷业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
      附带说一下,据说宋代曾采用过蜡版刻印法。其方法是将蜂蜡混合松香,加热化开,涂在木版上,待冷却坚硬后,便可在蜡上操刀刻字,敷墨印刷。用蜡版印刷又快又简便,但是印刷的清晰度比不上木版印刷。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京城开封有人用蜡版印刷传报新科状元的名单,那一科状元名叫毕渐,第二名榜眼名叫赵谂[shen审]。由于蜡版带有油性,毕渐的渐字三点水未着墨没印出来,结果印成了“斩”字。传报人急于报喜,又将状元、榜眼名字连读,大声呼喊成“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后来这位赵谂因谋反被杀,人们就说传报时就已有预兆了。这个故事虽然近于荒唐,但它说明了北宋时已使用了印刷质量不高的蜡版刻印法。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
      辽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创造了以汉文为基础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记事。后来从北宋输入了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自己刻印书籍。辽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燕京设有印经院,还有私人书坊,都刻印过一些书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纪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这是根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的汉文本,有大小两种字体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卷轴本,卷首还有精美的扉画佛像。小字本,纸薄字密,刻镂精巧,史称“似借神巧而就”。《契丹藏》出版后,曾赠送给高丽王室几部,国内各寺庙也有收藏,不过小字本迄今尚未发现,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残卷,这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
      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因为该塔是木结构,所以它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木塔高20丈,雄伟宏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但是900多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塔身已经变形,十年动乱之初,塔内塑像又遭破坏。因此,从1974年起,国家文物局对木塔进行了抢险维修,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单是刻印的佛经就有40多种,其他刻书、杂刻和版刻印刷佛像10多件,还有佛经抄写本等,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物因为年代久远,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经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后经文物部门的校核拼对,装裱修复,终于使这批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初,始得再现于世。
      在这次发现的辽代刻印的佛经中,有汉文《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残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雕版大藏经,自北宋以来历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深以为憾。这次《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次发现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每卷经文都需要雕刻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每一卷都是由几张或几十张纸粘连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编号,卷首多有精致的扉画佛像,每卷均有译者姓名,皆是大字楷书。字体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纸质优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见虫蛀,足见当时防蠹技术水平之高。全部为卷轴装,用的是圆木轴,竹制杆,丝织缥带,卷成一卷后,贴上印好的书签,再用缥带捆起来收藏。印刷书签是辽代的首创,《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说法不一,大约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011年),而完成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4年),是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他木刻大藏经。它与北京西南房山县云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较,在经名、译者和千字文编号方面都一一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实性。
      木塔发现的其他刻经与杂刻印刷品,根据经卷卷尾题记,最早始于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前后绵延130年之久。在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这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这本书是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编者是唐代李翰。该书广集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编成四言对偶韵语,内容丰富,易读易记,因而成为千余年来流传广泛的儿童读物。它与《千字文》前后辉映,对古代的识字教育起过很大作用,对以后的蒙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许多以“蒙求”为名的课本,都以它为范本。
      此外,木塔秘藏的辽代木刻版画共有六幅,都是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其中三幅是印在绢上的《南无释迦牟尼像》大型彩色绢画,画面上刻画了释迦牟尼扶膝端坐在莲台向弟子说法的情景。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衣,头部绕以红蓝光圈,顶部华盖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佛前有四众肃立,另有供养人、化生童子。画面结构繁杂,布局紧凑。两旁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据1982年《文物》第6期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一文中说,其印制方法可能属于丝漏印刷,似是用两套版印刷,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底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上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画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状的轮廓,而后用笔墨勾画人物的面部五官及手足。因为只制了半幅画的漏版,印时将绢对折,使颜色浸过两层绢素,再打开成整幅,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图案、字迹左右对称,而“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现了左为反文,右为正文的情况,对折处也留下一条污痕。这三幅辽代彩色佛画,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绢本,但在我国彩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两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版画,画面刻画了药师佛向胁侍及十二药叉神将说法的盛大场面。但木刻粗糙,设色简单。还有一幅《炽盛光九曜图》版画,正面为炽盛光佛坐在须弥座莲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环佛而立,似在聆听教义。刻工精细,线条流畅,遒劲圆润,顿挫有方,是我国木刻中的优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立幅版印着色佛教画幅。
      这三幅佛教故事画,都是印在白麻纸上,在雕版印刷后再着颜色,它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画之精致。
      上述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辽都燕京印刷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燕京,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雕印业的繁荣完全可与北宋印刷业发达的城市相媲美。
      过去记载的北京地区传世的最古刻本,是唐代李贺撰的《歌诗编》,该书是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的刻本,但是它比应县木塔发现的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已晚了266年,也就是说北京的雕版印刷史可上溯到990年的辽代了。
      辽代还刻印了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辽僧行均著的字书《龙龛手镜》和晋朝葛洪著的医书《肘后方》等。当时辽朝翻刻汉文书籍非常积极。由于苏东坡才名重当代,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辽朝就有了翻刻本,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书肆还印卖他的诗集《大苏小集》,所以苏轼有“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的诗句。辽朝的使臣刘霄与苏轼晏饮时,能背诵苏轼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使苏轼深为惊讶,后来苏轼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当时北宋大量民间印本也流入辽朝,所以苏轼之弟苏辙就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辽朝)无所不有。”有的宋朝商人甚至出卖军事外交机密文书与辽,因为“贩入虏中,其利十倍”。此外辽还把一些汉文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讽谏集》,唐史学家吴兢著的《贞观政要》,还有《五代史》、《通历》等书,而这些译本也都早已失传了,加上当时“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但上述情况,却反映了辽代刻书业的兴盛和对汉文书籍的喜爱。
      金代的刻书事业也相当发达。
      金朝统治者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在位)本人非常崇尚儒学,他不仅建立孔子庙,还亲自祭祀孔子庙。他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常常夜以继日,因此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所以从此女真贵族学习汉族文化之风,日盛一日。到了被称作“小尧舜”的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他创建了国子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勒令女真贵族学习文化,否则不能承袭其官职。他的后继者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在位)也喜欢汉文化,本人能作诗填词,善写汉字,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书”,几乎达到了神形兼备的程度。这样,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刻书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金的刻书中心有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府(治所在今临汾市)、河北宁晋等地。
      燕京在公元1153年成为金朝的国都后,改名中都,它是金朝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曾设立了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国子监利用从北宋汴京掠夺来的旧印版,印了“六经”、“十七史”、《老子》、《孟子》、《荀子》等29种汉文经史典籍,分发给各级学校,许多女真文的译本也都在中都出版。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军的进攻下,仓皇撤离中都,迁往汴京,临行时还没有忘记把图书带走,当时仅载运内府的书籍,就用了三万辆车子,可见金朝燕京书籍、文物之多。
      汴京,在金迁都燕京后,改称南京。南京重印了《贞观政要》和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那时,相国寺仍承袭北宋民俗,每月定期举行庙会,庙会上也出卖书籍。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璹〔shu赎〕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如庵小藁》〔gao搞〕,汴京各书铺多有出售。
      平阳,地处山西南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唐代时已成为大郡,北宋建置平阳府,那时这里已兴起刻书之风。金朝时,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相当后来的官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当地出产白麻纸,周围盛产刻版用的梨木和枣木,北边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场,木、纸、墨取材都比较方便,所以平阳府也是出版商汇集之地,一时书肆萃集,成为官民雕版印刷中心。有许多书坊刻印了不少书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阳府城的别称)王文郁刻印的《经史证类本草》和《新刊韵略》,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寿增修的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王敏仲校刊的《尚书注疏》,张存惠刻印的《通鉴节要》。还有平阳姬家刻印的大型单张《四美图》版画,上面绘刻着历史上的四位美人: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中,与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同在前列,王昭君与班姬(即班昭)同在后面。画中还配以栏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横标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下款落“平阳姬家雕印”。人物生动活泼,刻工细致,是平阳坊刻本的代表作。这幅版画是1909年由俄国探险队在甘肃黑水城发现的,已被科兹洛夫盗走,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因为平阳是当时公私出版业的中心,读书人很多,所以许多人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平阳所刻书籍,以“平水版”见称,书写雕镂之精都是第一流的。
      河北宁晋荆家出版的书籍,精美价廉,销路很广,可惜宁晋本今已罕见。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撰的韵书《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即是荆家刻印的。
      其他地方从事刻书的也不少,金代19路中有刻书地名可考的达九路30处之多,几乎遍及今天的华北地区。许多地方刻书蔚然成风:有的人家家境并不宽裕,像济南李德元以教书为生,竟不惜出利借贷刻印书籍;有人购得南宋国史院编修馆胡铨著的《劾秦桧疏稿》刻印出卖,获利甚多;有人还在宋金两国边界贸易之地榷场刊印书籍出卖;小学教师王鼎自己无钱,特请朋友帮助,刊印了北宋名医成无己著的《伤寒论注解》,这是“医圣”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的最早注本,被称为“万全之书”;还有许多地方大量印卖看风水的《地理新书》,这是金代版本最多的书。但是,金代的官刻和家刻刻印最多的还是经、史、文集,坊刻最多的是民间所需要的医书、类书、字书、韵书和说唱文学。
      金代刻书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最有名、工程最大的则是佛教经典《金藏》和道教经典《道藏》。
      《金藏》就是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县)刻的《大藏经》,这部书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所以又叫《赵城藏》。大约公元1148年开始雕版,至1173年刻成,1178年出版,前后历时30年。据说首先发起刻这部藏经的是一个名叫崔法珍的女子。她苦心学佛,把胳臂断下来募集刻经的款项,感动了许多包括汉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内的善男信女,他们纷纷捐献钱财、物品、牲口,有的甚至不惜破产而应募捐资。劝募地区遍及山西南部和陕西西部各州县,而后由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开雕,所以这部藏经是由民间发起依靠广大信徒集资刻印而成的。《金藏》印成后,崔法珍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公元1181年,又将经版送到燕京,继续印刷流通,为此,崔法珍受封为宏教大师。这部藏经汇集了金代以前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的经论和著述。原书可能有7000多卷,至1934年发现时,只剩下4900多卷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劫走这部佛经,中国共产党赵城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当时还不知佛经藏在何处,经派人查访,才得知藏在广胜寺飞虹塔的二层上。在力空和尚的配合下,由广胜寺附近村庄的抗日村干部,动员了一些身强力壮的抗日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和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用箩筐担挑连夜抢运到太岳军区。为了保全这部《金藏》,有几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部佛经已移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这部佛经是我国仅存的一部珍贵的孤本佛经,它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它保留了《开宝藏》蜀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失散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面貌,无论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1935年北京三时学会(研究佛教的学术团体)把《金藏》中独具的经论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线装本120册,分装成12函发行,名为《宋藏遗珍》。
      1959年,文化部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了31种559卷卷轴装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排和《金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金藏》版送到燕京后的补雕印本,这就进一步丰富了《金藏》的内容,十分可贵。
      金代金章宗明昌(公元1190—1195年)初年,在中都刻印的《大金玄都宝藏》,是大师孙明道花了好几年时间,先是派人到处搜访道经,而后又对北宋刻印的已经残缺的《政和万寿道藏》进行了增补才完成的,共6455卷,是最完备的道藏经,其内容之丰富,工程之浩大,可与《金藏》媲美。可惜这部搜罗广泛的道藏经版,因存放地天长观(旧址在北京白云观西),公元1202年一场大火,经版被付之一炬。
      此外,金朝统治者为了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还把许多汉文经史典籍,译成女真文字刻印出版,其中著名的有《尚书》、《易经》、《春秋》、《论语》、《老子》、《孟子》、《史记》、《新唐书》、《贞观政要》以及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书。这些书的印数想来相当可观,像宣扬“以孝治天下”的《孝经》刊印后,金世宗一次就分赐给护卫亲军上千部,可见为数不少。不过,这些译本今天也无一本流传下来。
      西夏统治者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事业。元昊本人通晓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供给学校作为课本。他的后继者仿照宋朝建立太学和各级学校,实行科举考试,又向宋朝求得许多监本书,向金朝购买儒家书籍和佛经。由于教育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夏政府在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贺兰县宏佛塔过程中,除清理出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外,还发现了西夏文木雕残版2000多块,虽然已大部碳化变黑,但版面文字清晰,字体方正秀丽,刻工细腻娴熟。此外还有其他西夏文书残页。宏佛塔位于贺兰县以东九公里,西面距宁夏首府银川市20多公里。从发现的这些文物看,这里可能是西夏王朝刊印西夏文书籍的一个重要场所,同时也反映了西夏印刷业的发达。
      西夏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道家重要著作)、《左传》、《孔子家语》(有关孔子的遗文轶事)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军事经典著作。为了“和蕃汉之众,增二国之谊”,还在公元1190年出版了骨勒茂才编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以便西夏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此外,西夏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多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取佛经,并翻译成西夏文《大藏》,共3579卷。这部《大藏》后来在元朝时又对它作了校勘和增补,并于公元1293—1302年在杭州万寿寺重新雕印出版,全藏已增加到3620卷,共印了140多部,赠送给以前西夏境内各寺院100多部,现仅存数十种。还有,国王王后为祈求所谓福利,常大量印施佛经,一次印数多至五万卷或十万卷。可惜许多流传下来的西夏文印本,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被俄、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据记载:公元1908—1909年沙俄的柯兹洛夫曾两次率领探险队到我国西夏的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遗址,发掘掠走大批西夏文文献,共达8000号(登录号)之多,其中有西夏文印本和写本80种,汉文印本10多种,现藏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稍后,盗窃我国珍贵文物的老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紧步科兹洛夫后尘,于1914年夏也来到了黑水城,又盗走了西夏文书和汉文古书28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印本20多件,还有佛像版画残片几十件。这二人的强盗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元朝时西夏的刻字工人到江南去刻书,如文学家杨桓著的韵书《书学正韵》,就是西夏刻字工人大约于公元1308年在江浙行省刻印的(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该书的元刻明修本)。此书“条理周详,字画端正”。可知他们在600多年前就献身于沟通文化事业,体现了汉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