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珩 

　　“庙会”一词的出现，大约要晚于庙会形式千余年。早在东汉时期，佛道两家几乎同时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寺庙宫观。这些宗教场所不但聚集信徒从事坛醮斋戒、水陆道场、膜拜典礼等活动，而且还因此形成了以寺庙宫观为中心的区域性市肆繁荣。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迁都洛阳后，佛教大盛，每年都要举行佛像出巡，将千余尊佛像恭送至景明寺，其场面之宏大，盛况空前。唐宋以来的迎神、出巡大多源于此。在此期间，除了宝盖幡幢的宗教仪仗之外，还伴有音乐百戏，诸般杂耍，形成了全城骚动的热闹场面，几至万人空巷。
　　正是由于这种以寺庙宫观为中心的盛大宗教活动，也带动了市肆贸易的商业繁荣，尤其是唐宋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得除固定的街市商业场所之外，逐渐形成了有规制的临时性“庙市”。这种“庙市”伴随着寺庙宫观宗教活动主体，形成了与之并驾齐驱的另一游乐商贸中心，这种集宗教活动与市肆商贸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活动，既是中古乃至近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庙市或庙会。
　　宋代以来，除了全国一些著名的寺庙宫观之外，每个城市星罗棋布的龙王庙、城隍庙、关帝庙、财神庙、娘娘庙、土地庙、火神庙等等，以及不同民族、不同行业尊崇的神庙也会定期形成一些各有特色的庙市或庙会。
　　以清代为例，北京一年四时都有庙会，其中最盛者有正阳门前（在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香火最盛。自正月初一凌晨五更即有前往烧香者。初二是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仅初二一天求财者便达到数万人，拥挤不堪。白云观也是正月初一开观，但要到正月初八祭星日，游人才开始渐渐多起来，初八之前的繁华远不如正阳门关帝庙和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十八、十九日是道家的“燕九节”，也是白云观游人最多、庙会最盛之期。正月十五上元节前后，正阳门五牌楼一带、内城西单牌楼、东安门大街、东四牌楼、地安门至鼓楼大街，商肆争挂新灯，衙署如工部、兵部、光禄寺都要挂上争奇斗艳的新灯。于是，趁市民观灯，也会形成临时性的商业网点，但不属庙会的范畴。
　　自正月过后，北京城几乎每月都有不同时间的临时性庙会，如二月初一至初五的太阳宫庙会（在崇文门外南岗子）。三月初一至初五的东便门内南河沿蟠桃宫庙会，“自崇文门以东至此，三里之遥，车马喧阗，人烟杂遝，有清明上河风景”。去年，我应崇文区之邀参加蟠桃宫庙会文化的研讨会，并参加了去年蟠桃宫庙会活动。因该庙已经拆除，这项恢复的庙会改在北京城墙遗址公园举行，活动中保留了部分民俗活动、民间手工艺（尤其是绢花工艺）和北京小吃，但已很难找到五六十年前蟠桃宫庙会的影子。
　　四月初一至十五，是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开庙的日子。旧时，前往进香者能绵延百里，其最大亮点则是进香途中的茶棚和花会。近年来，门头沟区文委曾下大力发掘整理出不少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资料，诚为可贵。四月里的重要庙会还有西直门外万寿寺庙会等。四月十八日的丫髻山庙会，其仪式之隆重，更是超过了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祠。
　　五、六月间西城都城隍庙开放，宛平县城隍出巡，可达万人空巷，花会随行，百货杂陈。崇文门外卧佛寺、永定门南顶庙会，也都是五月间的较大庙会活动。六月初一是中顶庙会，地点在丰台区草桥附近。草桥是著名的花乡，故而中顶庙会看花买花成为庙会的特色。
　　九月初九重阳，古来有登高之俗，故而广安门外的法藏寺塔、彰义门外的天宁寺塔就成为人们登高所选，是时也有庙会形成。
　农历九月以后，天气渐凉，已不适宜户外活动。京城庙会逐渐稍歇，以待来年正月复始。
　　在北京常年开放的庙会中，以东西两庙的庙会最盛。所谓东庙即指隆福寺庙会，西庙即指护国寺庙会。会期在每月初七、初八（护国寺）和初九、初十（隆福寺）。1930年，市政当局又将农历改为公历，即公历每月7日、8日和9日、10日开放。由于东西两庙庙会都在内城中，其形式与环境都要略优于外城和城市周边的临时性庙会，也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特色。如护国寺庙会中的花局（即花店）和民俗手工艺，隆福寺庙会中的书肆（书店）和照相馆、电影院的兴起，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反映了庙会形式与时俱进的新特点。类似护国寺、隆福寺这样的常设庙会，尚有花市、土地庙、白塔寺等地的常年庙会，但形式和游人层次略低于东西两庙会。
　　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家中管束较严，从未去过京城的临时性庙会。倒是家中男佣女佣对庙会情有独钟，当时社会生活相对单调，于是庙会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每逢春节或三月初三从白云观、蟠桃宫庙会归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庙会上的所见所闻及看杂耍、买零食等，能谈论个十天半月之久。
　　隆福寺距离我家很近，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只记得这里一年之中总是很热闹的。那高台阶的修绠堂书店，那摆放着上了色照片的照相馆，那散发着马掌水臭味儿的花局子，那小摊子上的各种蛐蛐罐儿和鸣叫的秋虫，尤其是跨进隆福寺山门，迎面飘来的各种煎炒烹炸小吃的香味儿，让人难以忘怀。
　　北京唯一不以寺庙宫观宗教色彩为依托的庙会当属厂甸。厂甸庙会起于明代嘉靖时期，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虽然关于厂甸的资料我们仅能追溯到清代中叶,但其规模、特色都成为北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春节逛厂甸的社会阶层已不仅仅局限于市井，而是延及官宦士林。鲁迅先生自1912（壬午）年初到北京，直至1926（丙寅）年离京的十五年中，除壬午那年会期已过外，几乎每年正月里都要逛厂甸，尤其是1913（癸丑）年春节，竟然去了七次之多。厂甸庙会的形式与内容，可以说照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面向官宦大贾的文玩业，面向知识阶层的旧书业，面向宅门女眷的火神庙珠宝业，以及面向普通市民的民俗工艺、年画耍货、儿童玩具种种，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都能各取所需。厂甸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停办，至近年又恢复，成为京城春节盛景。据说今年的厂甸由于交通和环境问题，要搬迁至陶然亭公园举办，如此厂甸的特色和原有的氛围还能否得以保持，令人期待。其实，厂甸庙会搬迁，在历史上也曾有过。1900年庚子事变后，厂甸庙会移至宣武区香厂，为时三年，后又复迁回琉璃厂。前后变化是厂甸的中心由原来的海王村公园至火神庙区域向南北新华街纵向延伸。此外，由于现代社会假期的原因，今日厂甸最盛期在正月初一至初五之间，而旧时厂甸庙会时间更长，可延至正月十六日，其中以正月初七（人日）最为兴盛热闹。
　　庙会活动与一年一度的春节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春节喜庆的一项重要节日内容。近年来，意在将春节庙会打造成“中国的狂欢节”之议很多。其实，西方的狂欢节与中国的庙会并不尽相同，而中国的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渐渐地消失了以寺庙宫观为依托的宗教色彩。这些都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欧洲的许多著名教堂周边，其实早已形成城市中心的商贸区域，如巴黎圣母院、奈良招提寺、科隆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等等，宗教氛围、历史遗迹、民族文化与商贸经济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区域性整体，成为一种城市繁华的标志，并非是一种狂欢节性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狂欢节人群及文化也有着诸多内在的心理差异。
　　如今，春节庙会，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历史名词。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它应该是在春节这一特定时间里，集休闲、娱乐、交流、购物为一体的临时性场所，成为丰富春节假期的一项具有吸引力和观瞻性、参与性的活动。以北京的地坛文化庙会和龙潭湖庙会为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办庙会。而并非是旧时庙会的延续，在这样的庙会中，既融入了一部分传统形式，又开创了适应时代的新内容。而在今后的发展中，也会留有更多的可塑空间。但我想，或可保留一些更为传统的庙会形式。如厂甸庙会，一是可以考虑仍在原地举办，一是尽可能地保持些原有特色，使之成为更富有文化内涵，适应不同社会层次人群需要的庙会。□
　　（作者：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北京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