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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香文化之香事千年

     发布时间:2015/3/27 




     APEC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到访的外国政要夫人到首都博物馆参观。期间安排了“赏瓷、闻香、品茶、插花、京剧”等活动,让来访的第一夫人们感受了当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妙。


    “香,芳也。从黍从甘”,这是《说文解字》给香下的定义,其本义指食物味道好,引申为气味好闻。全球最早可考的象形文字甲骨文中便有“香”字的写法,形状犹如禾黍装在锅里散发热气。由此可见,香之为用,从上古矣。从现存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华夏先民的用香起源已无从准确考究,大致说可追溯至6000年前,在我国辽河、黄河、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的燎祭(祭祀方法,人们通过积柴燔燎而生烟以告祭天地)可视为中华香的起源主线,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祭坛、燎祭遗存和陶熏炉,均在距今4000~6000多年间,香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源起华夏大地的这种香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绎,在不断与中华其他文明交融后,升华、形成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层面,体现华夏民族独特美学神韵和思维价值的社会文化活动形式,这就是中华香道文化。
            香,不仅芬芳馥郁,能给人带来美好感官享受,更有着祛秽疗疾、养生祈福的功效。先民在满足了食可果腹的基本生理需求后,通过对气味和产生气味的天然原料的不断认识和研究,发现香可以养生疗疾,进而认知养生保健、治未病的重要,因此取香而“性命”双修以达到“养性救命”的作用,逐渐形成“香药同源”的香道养生传统。相传最早的中华香道养生法始自于嫘祖,嫘祖父亲生病,又不便吃药,于是孝顺的嫘祖便把香草磨成粉,制成香药让卧病在床的父亲闻香而治愈。后世我国历代医家在各种天然香料养生药用的配伍方面不断积累丰富经验,香道养生治疗范围覆盖各种症状。其中以沉香的使用被最为推崇,明代李时珍所编著的《本草纲目》认为沉香是包治百病而无一害的神药。现代医学临床研究也表明,沉香用途广泛,《中国药典》:沉香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和皮肤科疾病,包括抗肿瘤、抗风湿病等方面都有显著疗效。当然除了沉香之外,还有很多天然香料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养生治疗功效。比如檀香、木香、丁香,均为辛香温通,调中止痛之品;而龙涎香、麝香、乳香,都具有开窍活血,宣通脏腑,通经止痛之功。
            先秦时期,随着人们对香木香草使用的增多,香在精神层面演绎出了道德审美的寓意。《尚书-君陈》所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禾非馨,明德惟馨”。香,被赋予君子之道德,用香可修其身,佩香可警其行。东汉蔡邕《琴操》所述,孔子在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于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不禁喟叹:“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遂停车抚琴,成《漪兰》之曲。他以物寄情,物与神交,确立了香与儒家人格的内在联系,奠定了中华香道文化的基础内涵。其后,孟子续言:“香为性性之所欲,不可得而长寿”。孟子不仅喜香,而且进一步阐述了喜香的道理,认为人们对香的喜爱是形而上的,是人本性的需求。在先秦时期的史志典籍中,很多记载都反映了当代士大夫对香的推崇。自孔子“比德”以后,香成为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各种香草也被赋予了道德特征。如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便自称“香草美人”,在《九歌》中精彩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香道文化的香德审美思想,可视之为中华香道文化的起点。
            随着秦王朝的国家一统,汉王朝的“丝绸之路”开通,帝王贵胄对香的推崇,可用香料的品种增多,使人们不仅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香品,而且研究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成为了可能,宫廷术士利用多种香药根据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来调制“和合香”,以制造出特有的香气献给帝后达到养生祛病效果。当世名医华佗也曾用丁香、百部等药物制成香囊,悬挂在居室内,用来预防“传尸疰病”,即肺结核病。魏晋时期,曹操父子、诸葛亮、司马氏、石崇、竹林七贤等,无一不是喜香用香高手,相传嵇康每有操琴必先焚好香。《三国演义》写到:关公败走麦城,被孙权获杀,东吴将关公首级献与曹操,曹操用沉香雕成关羽身躯,与首级合一,以王侯礼祭葬之。此时香道养生已成风气,人们视之为最豪华的享受,香药也因此十分珍贵。如东晋葛洪所说,“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抱朴子》)。
    空前富强的隋唐帝国,带来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极度繁荣。西域的大批香料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唐中期以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使更大量的香料经两广、福建进入北方。隋唐的帝后对香料都钟爱有加,如皇帝经行之处,要“以龙脑、郁金铺地”;唐宫中,以沉香造亭。而最为奢华的隋炀帝,每年除夕,必焚沉水香数十车,长安城方圆数十里都被笼罩在一片香雾之中。唐代文人更喜尚香,王维、白居易、李白、杜甫等都有大量描写香的诗词。如李白所写:“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至今仍脍炙人口。文人爱香的这种积极态度进一步影响带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社会的富庶和香料总量的增长,使香文化逐渐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可以说,正是由于唐代的发展,使后世中华香道文化的普及成为一件自然,也是必然之事。
            盛唐时长安城是世界文化、经济、科技的中心,此时,东瀛的贵族、遣唐使、留学生不断来唐学习,渐渐也感染了中华香道美学,便也学着“唐人”的样子,举行“香会”或称为“赛香”的香品鉴赏会(日本《源氏物语》),而这便是日式“香道”的前身。
    “宋城巷陌皆香”。宋香遍及于社会各方面,中华香道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步入了鼎盛时期。香成为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居室里有熏香,在宴会庆典上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作香,还有各式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挂佩;在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熏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则多设香斋,不仅用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一同鉴赏品评。各类文艺作品对香的描绘俯仰皆是,赵氏皇族、苏轼、曾巩、陈去非、邵雍、朱熹、丁渭等人不胜累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黄庭坚所写的《香四德》、《香十益》和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生动描绘了北宋清明时节,汴京集市上繁华场景,多处写实地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物,最有名的莫过于闹市之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刘氏人家作为官府特批的专营香铺,经营有上好的沉香、檀香、乳香等香料,并得到京城内达官贵胄和文人雅士们的喜爱和追捧。
              而黄庭坚的《香四德》和《香十益》被后人奉为中华香道文化的核心奥义传承至今,影响深远。
            《香四德》:净心契道,品评审美,励志翰文,调和身心。
            《香十益》: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
             “香席”的出现是中华香道文化的核心演绎顶峰,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的雅会闻香仪式,目的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在心性和礼法上精进,具备君子大德风范,传承书香门第智慧,于万变的社会中找到真我的成功。“香席”最忌的就是热闹与粗俗,鼻观先参,净心观止,契道审美,在繁华俗世中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香席”展演尊享之处均为“静室”。 “香席”的闻香过程,就是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通过极雅的仪轨和高洁的香品,使我们的身意缓慢放松,呼吸间吐纳天然。张驰有道,生活之香道并非是放弃的空虚,而是一种沉淀的充实、心灵的涅槃。
             以上种种不难看到,香完全成为了生活里不可或缺之物,融入到各阶层人们的饮食起居和精神生活之中,成为了当代“雅文化”的典型代表,“闻香”成为“四般雅事”(闻香、品茶、挂画、侍花)之首,尤其是皇族贵胄和文人雅士的必修和最爱。
    香,健康和谐;香,繁荣昌盛;既能悠然于书斋琴房,又可缥缈于庙宇神坛;既能在静室闭观默照,又能于席间怡情助兴;既能空里安神开窍,又可实处化病疗疾;既是一种精英文化,又是一种大众文化。究其实,它出身本无固定之标签,唯灵秀造化源于自然。正视历史,努力传承,在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指导下,中华香道文化感染、影响着一批有识之士,爱香而重拾国学精粹,品读跨越千年之香。中华香,清婉悠长,融会古今,从呼吸间去感悟、去尊享这美好高雅,养心健体、和谐善我之香道文化,既是精神上的陶冶,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真心祈愿这一千年华学瑰宝盛世永相传,天香飘海内!
            备注:自然之香最可宝贵的品质,具有养生祛病、舒缓压力作用。而以煤化工、石油化工产品等为原料,通过化学合成方法制取的化学香品,基本不具备养生功效,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副作用。